出走的决心

她放下了困住她的一切，包括爱与依恋

她放下了困住她的一切，包括爱与依恋 36氪

2024-09-30 18:26发布于北京36氪官方账号

9月10日，电影《出走的决心》首映礼现场，快结束时，一位年轻的男观众站起来：“电影里的男性拍得有点一无是处，如果没有男的怎么提供经济来源？怎么提供稳定的居所？没有男的都没法生育。”听到观众席上包括中年大叔在内的哄笑声，他又有些局促地说，“我只是说我的观点，还是很感谢导演的付出”。

“我的热血都涌上来了。”导演尹丽川在回答时说到。9月19日，我们在导演尹丽川的工作室见到了她，她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心想，“等的就是你！”她对这位男观众的回复是，“你还是多看一看”。有条网友留言说，这个男人站在这里就是这部电影的意义。 截止到9月27日，《出走的决心》票房累计9755万，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8.6，社交媒体上有各种维度的讨论，电影院里有70岁的奶奶，有儿女送过来观影的父母。现实主义女性题材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连讨论的对象都没有，于是这部电影像一个出口，它说出了很多人长期隐秘的感受。 尤其是故事的主角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女性，议题涉及家庭婚姻母职等元素叠加的女性系统性困境，这近乎于抛弃了商业上的野心，但给了观众一个正视困境，讨论它、分析它的抓手。

导演尹丽川在首映礼现场

主角李红的原型是两年多前在短视频赛道爆火的苏敏，她的故事简介是这样的：她在家庭中处于末位，永远让渡自己的需求，每天陷在大量家务劳动中，还被丈夫实施精神上的压迫，以至于得了抑郁症，甚至自残。她一直想云游四海，后来成了驾校大龄学员，买了一辆小车和一套露营装备，最后一怒之下去自驾游了。结果她一边自驾游一边拍视频搞直播，迅速获得流量，被追捧被认可，被陌生网友给予爱，并且收获了时代红利。她的脱困，来自于她找到了个人价值。 电影尾声，李红穿着心爱的红裙，车里放了一束花，在路上跑着调甩开嗓子唱《夏日玫瑰》。路上，她遇到很多人和风景，晴天、晚霞、暴风雨下飘摇的帐篷，电影就结束在这里。尹丽川想了很多结尾，但是无论李红在干什么，结尾她都必须在路上。“《肖申克的救赎》也是历尽千辛万苦，走了出来，最后肖申克在海边假装幸福的生活下去，但实际上他还是会遇到困难和新挑战。”

现实中的新挑战很快来了，苏敏靠短视频和直播挣了钱，甩给丈夫一笔钱，终于离了婚，从“中年娜拉”成长为“中原富婆”。心酸的一部分是，那个百万粉丝的账号属于婚后共同财产，丈夫索要50万，灵魂的自由从来都可以砍价，最后给了16万。

尹丽川并没有完全还原一个苏敏的故事，开拍前，她特意没有接触苏敏。她呈现的女性视角下的女性题材，以及女性视角下的男性角色都更加具有普遍性，给了更多留白。尹丽川说，即便是“恶人”丈夫孙大勇，也有他自己的夏日玫瑰，所谓系统性、结构性困境，就是每个人都在其中，人人都不自由。 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聊片中的男性角色。孙大勇是一个水利局普通职员，看似体面却并不得领导欢心，但却是“全村唯一一个转正的”。“他对所有人都是好人，只对妻子是个恶人。”尹丽川说。这大概是因为他回到家，就拥有了隐性的权力感，而这些都是不自知的，他所有的行为都符合他的逻辑。

图片 片中角色孙大勇

女婿的角色更加复杂，他代表的是接受过男女平等教育观念的现代男性。片中有一场戏，女儿晓雪生了双胞胎之后，一直在母职困境之下，职业受到影响，生活也被改变，工具人的属性越来越强。晓雪和朋友聚会时，听到一个脱口秀剧场“胡来”的名字，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回家后因被母职困住的怨气的升腾，她爆发的时候对丈夫大喊，“你知道‘胡来’是什么吗！”新时代丈夫的表现看上去很好，他安抚着说，你想看咱们去看啊，晓雪更崩溃了。你看，他完全不懂，只有女性才能get到晓雪爆发的点。 尹丽川对女婿角色的评价很经典——他实际上没有切身的做出改变，潜意识中他用甜言蜜语来包装，使得自己能享用更多的性别红利。但这种潜意识也不是什么恶，而是每个人被社会植入的那一部分，只能慢慢地去正视它、分析它。

李红和她的母亲、女儿是三代女性的困境。尹丽川自己，成长经历可以用“得意忘形”“为所欲为”来形容，但她也经历了4年养育子女、没有工作的无助。即便是现在，在片场，不接任何电话的导演也要立刻接起老师投诉孩子没交数学作业的电话。

到了电影尾声，孙大勇坐在妻子曾长久所处的阳台的位置上，晓雪坐在母亲常坐的厨房的位置上，面前还是那些栅栏和窗框，他们都是被困住的。

回到那位首映礼男观众站起来的意义，女性主义的觉醒不只是为了解放女性，同时也是解放男性。 以下为尹丽川自述，经潮生TIDE整理后发布——

把一切寄托在婚姻关系上 是会变动的 我的一位男性朋友跟我说，他看完之后哭了，这让我印象深刻。他同样也共情电影里的男性角色，在整个社会体系下，他贡献了自己，贡献给所有人，个人价值难以实现，同样也是被困住的感受。所以最根本的还是人性，在东亚强调责任感的价值体系中，人人都不得自由。而女性作为结构体系中的最末位，更加地被禁锢。 另一些男性观众，就像首映礼上的那位男观众一样不能认同或者说接受，之前试片时，有人在问卷上直接写脏话，他们觉得影片把男性角色塑造得过于不堪，感到被冒犯了。即便我已经尽量不去极端化人物塑造，比如暴力、出轨这些戏剧性更强的情节都没有用。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我想要相对的普遍性，通过影片更多地传递日常生活中隐性的压迫感。 很多很多的反馈，包括网上的讨论甚至争论，我都觉得很好。首先如果没有冒犯的话，我们也就没有态度了。而且能让这么多人去谈论它，我觉得就有了价值。普通女性的私人化的故事，曾经是被淹没的，很少被听见看见，这些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才有了被看到的可能。我们这代女性或许更早地意识到这种困境，但我们的上一辈，包括大部分的男性，他们可能没有勇气去看，即使看了也很少会反思。 我最初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挺有冲动的，觉得它特别特别摇滚，什么是摇滚呢？就是反抗、冲破。这是一个打破偏见的故事。苏敏这种生活在中原的相对保守的普通劳动女性，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想象，原来她身上也能爆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

对于这样一位女性，她一生被要求“明事理”。电影里也一直在强调“明事理”，苏敏原型就说过，她丈夫是这么说她的。我就想，这句台词要反复强调，让它成为一句系统性的话，因为这句话听上去特别的天经地义，觉得这个男的特别明事理，他是站在“事理”的高度来要求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你。“明事理”的意思就是明确地表示，你要把自己放在最轻的位置，别的人和事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绑架，而且对方自己认为自己是非常公正、有道理、天经地义的，所以说，觉察之路还有很长。

图片 电影角色李红

在创作中，我非常坚持她的年龄设定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全世界都很少有以这样的女性为女主角的电影，如果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性，所谓更有商业性的选择，那就失去了意义，我就找不到这个力量感了。因为三四十岁有太多可能性了，她们开车出走，就是个旅游。

李红的结局我也想过很久，但是肯定是以她出走为结局。《肖申克的救赎》也是历经千辛万苦走了出去，走出去之后，肖申克也就是到一个海边假装幸福的生活，因为你还会遇到无限的困境和新的挑战。我们的结尾也有一个暴风雨的戏，李红在外露营，下着暴风雨，这肯定是艰难的处境。

你不可能一路阳光，但她已经走到那儿了，那些暴风雨都是她选择的一部分。但是她的世界变辽阔了，个人也变辽阔了，现实中的苏敏真的很开放，她也越来越智慧。对于这个角色，出去，她就已经赢了。

现实中的苏敏通过短视频找到了新的谋生的可能性，很了不起，她和那么多陌生的网友形成了互相关照，她鼓励了别人，别人对她的鼓励也进一步支持了她。我们拍完请她来看片，她和女儿一起看的，她哭了，觉得很真实。

另一个着墨不多的角色，是李红的朋友马婕，她的老公没有出场，但一直出现在她的台词里，是一个很疼老婆的形象。马婕一开始说，她和她老公要一起去跳交谊舞，自己才不带孩子。最后一场戏，她们在幼儿园接孙子时相遇，马婕说她老公自己去跳舞了。其实我原本的设计更狠，本来是她离婚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她老公跳舞的时候跟别人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一切寄托在别人或者婚姻的关系上，反正只要不是在自己身上，都是会变动的。 他是个好人 除了对待妻子 孙大勇（李红的丈夫）这个男性角色非常重要，如果这个角色立不住，整部电影就很难成立。这个角色又很难塑造，他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负面角色，但是他又要产生负面的压力，否则戏剧性就没了。

这个角色的原生家庭，影片里也有一些展现。那场来了一群亲戚，坐了一大桌吃饭，往地下弹烟灰的戏就是他的过往。他在一个农村家庭中长大，小时候也遭遇过家庭暴力，甚至（家暴者）不光是父亲。所以他也是爱无能，但同时他要照顾弟弟妹妹。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男性，他们只把原生家庭当作他的家庭。 他是那种社会意义上的好男人，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也没出轨。不喝酒，在河南你知道有多难吗？无论是机场还是高铁，一出来全是白酒广告。

影片里，AA制、索要ETC卡过路费，争吵时李红的自残和抑郁症，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孙大勇的扮演者姜武老师还对这个人物有很多设计，比如大家经常提到的“拿碟醋”。他敲敲玻璃，连称呼都没有，说“拿碟醋”。有男观众看完也特别生气，说我去楼下吃碗面，就是跟店小二说话也不是那种口气，怎么都要加个“哥们儿”或者是“小伙子”的称呼，他是不带任何称呼的支使。

这就是隐性的权力感，就跟土皇帝一样的感受，但是他对外人可是很礼貌的，就像苏敏的丈夫对我们一样，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很多男性长辈都是这样，不以你的阶层和教育程度而有区别，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你在其中也不自知。所谓的女性困境扩张到男性也是一样的，尤其在这个体系里，不分性别。

图片 电影海报

孙大勇的最后一个镜头，他坐在李红曾经坐过的阳台位置，给李红打了个电话，索要ETC卡消费的81块钱。很多人认为这里有孙大勇对李红的一丝惦记，实际上这不是我想表达的，这个镜头是一个留白。

这是他第一次坐到李红经常坐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我们精心设计的阳台空间，一直有铁栅栏，有牢笼感的影射，同时也是女性劳动的地方。她总是在那儿晾洗、收拾，然后坐在那儿隔着铁栅栏看外面是什么。外面就是天空，就是外部的世界，现在孙大勇坐在这儿的时候，他也是被困住的，他也看到外面的天空了。

我也不知道他坐在那的时候在想什么，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他潜意识里也感到了不自由。这个人物是一个逃避自我内心的人，从不正视自己，也回避亲密关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更不想去分析。就像妻子说的，你在外当孙子，回来就要把我当孙子。他一直在享用妻子的各种付出。他是无法正视这些的。但是那一刻，他可能有点想去正视一下自己的内心了，无论是反思、忏悔、后悔，还是找更多的借口来证明自己的逻辑，觉得这个女的就是抛夫弃子的坏女人，都是正视自己内心的时刻。 在婚姻的体系下，他也没有得到幸福。因为以他的行为逻辑来看，他确实觉得这个女的为什么要犟，你不跟我犟不就完了，为什么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这个角色的行为都是符合他自己的逻辑的。

孙大勇这个角色的选角用了很长时间，很多人拒绝，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影响形象。武哥（演员姜武）第一次也是说要考虑下，第二次是聊到坐在阳台上这场戏，我觉得有点说服他。后来他给这个角色设计了很多，总戴个帽子，“来盘醋”。他也会演着演着说，“哎呀这个人太讨厌了，就不能让别人高兴。”到最后的这场戏，也是武哥补充的，他说这场戏就不戴帽子了，这里就是他的本真面目，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他正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这种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压制 我是做了母亲后才知道的 现代文学中常会讲到一个男性厌倦了婚姻，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要离家出走，他的妻子完全不能理解，说这过得好好的究竟为啥？

我以前特别理解这个想出走的男人，他想自由，但谁说就男的想走？只因为我之前看到的都是男性创作者书写的世界的A面。 李红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我们设计了很多“把人困住”的框框，最主要的就是厨房和阳台，这里既是女性劳动的地方，同时也提供了视觉的可能性。我曾经想过一场戏，李红老在厨房洗碗，我就想她突然愣住了，对面也是一个厨房，同样是另外一个女人，她和她眼神交汇了一下，然后各自低头。我觉得这个挺诗意挺残酷的，这种“困住”是千家万户的。

母女关系也是非常想去呈现的一部分。李红和她妈妈最后一场对话的戏，给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表达：“妈，你也当过女儿，你也当过姐姐，就这公平吗？”这是影片中她和母亲最后一次见面，需要一个最直接的表达，因为小时候她没有机会。

她母亲的那段话，说小时候娘给弟弟吃白面馒头，自己只有窝窝头，“我从来没意见”。我看到一个评论，说母亲的台词说着“我从来没意见”，但这件事情她记了那么久。我当时也和演员沟通，这里她应该是伤感的，这是她去正视这件事情的开始。

和女儿最后的那场戏，晓雪给李红打电话，她是羡慕李红的，因为她自己被困住了。我想暗示她的困境还存在，所以她坐在了母亲曾经坐的位置上，她也被我们设计的各种框框又框住了。当然，这里也需要一个情感上的和解，母女之间的温情也是一直都存在的。

电影海报

三代女性实际上是一种“进化”，但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问题，现在的女性，越有对自我价值的需求，越和你的母职发生矛盾。

这种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压制，我是做了母亲之后才知道的。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是有些“得意忘形”的，我本身也挺中性的，有很多男性的朋友，有创作的自由空间，个体上的自由空间，几乎活在一个“为所欲为”的世界里。

但做了母亲之后，我会想起我小时候夜里还在发高烧，我妈妈在加班，叫她回来也不回。我父亲就非常生气，还把门插（锁）了。当时我没有特别的感受，也不会觉得我父亲的做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我父亲的时间更多，他是大学老师，在家的时间很多。孩子生病了，父亲在家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小时候我就意识不到，尤其是跟自己相关的事情上，你就会觉得，我都发烧了，妈妈都不回来。就习惯性的以一个女儿的角色来看，母亲永远是最应该照顾你的人。

这就是一种绑架。一旦你成为母亲，你就在母职困境之下了。 我的个性是自由自在的，貌似也没有太多外部的压力，但是母职还是立马压垮了我。我生的是双胞胎，至少4年没有工作，那时候一直都很无助，这太痛苦了。你会被工具化，会变成一个傻乎乎的人，这也跟生理有关，因为你一直只跟小孩子交流。你再自由自在，你恨不得能上天，但当你成为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在所有的共同认定下，你就是个来履行职责的人，因为我们默认母亲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我在拍摄的时候是不看手机的，什么电话都不接，只有一看老师的电话，给我吓的，赶紧去旁边打电话，结果是老师投诉孩子不交数学作业。 不光是工作的问题，你也离开了以前的生活，就像片中晓雪说的，我被困住了，别人都在往前走，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社会节奏之下，你的世界越来越小，你越来越成为一个工具。

晓雪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来找到了新工作，她需要度过实习期，这时候她的妈妈要出去自驾游，她就崩溃了，开始反向绑架。女儿虽然精神上是支持妈妈的，但是一旦遇到自己的困境，就又会转嫁给她。自己遇到问题时，晓雪会跟丈夫说你别再绑架我了，但是她自己同样也在绑架她的母亲。

我不是我妈妈带大的，因为我妈妈要工作，我是外婆带大的。我的意思是，这种困境只能转嫁给另一个女性，也就是她的母亲。

所以最后那场大的冲突的爆发点也是来源于女儿。

我们建构的家里那些窗框门框的象征性空间，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把李红和其他人分开。

最后冲突到达顶峰的那场戏，拍了两天，用长镜头拍了很多遍。设计的心路历程是，首先是马婕在路上问，“你怎么还没走，不是说天地任你行吗？”从这儿就开始了，然后是一个各自抱着孙子回家的镜头，这就是一个小引子。

回家之后，所有人都在庆祝、忙碌，李红又被支使来支使去，最后爆发的点是因为女儿和那些压迫她的人站在了一起，在那觥筹交错，举杯庆祝。因为她已经不是要反抗老孙了，这种女性对她的忽视更加伤害她，矛盾升级，让她最终崩溃，爆发。 爆发前的那一刻，她去捡又掉在地上的乒乓球，一弯腰腰疼，只能靠着坐下，同时镜头也体现了她和其他人的隔阂，一个分离的状态。然后她终于松掉了手里的乒乓球，她放下了困住她的一切，包括爱与依恋。

撰文：可布

编辑：巴芮

设计：曲枚

排版：围巾方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潮生TIDE”，作者：可布、巴芮，36氪经授权发布。

尹丽川：母亲不必完美 中国青年报 2024-11-21 23:07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根据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仍在上映中，豆瓣评分高达9.0。 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该片导演、编剧尹丽川说，片名是《出走的决心》，并非鼓励人人都要出走，更多是鼓励向内探索的觉知和勇气。“我们并非只鼓励某一类成功，而是希望更多普通女性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她们的人生能够呈现出更丰富的样貌。” 尹丽川的创作之路是从诗歌开始的，她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诗歌与随笔集。她出席活动的一串头衔中，排名第一的是作家，然后才是导演和编剧。在《出走的决心》之前，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剧本。 尹丽川的创作之路也是从诗歌重启的，女儿3岁后，她拿着电脑出门写作。“就创作而言，女性不会有自我规训，至少我没有。我本来想过，如果有机会当导演，我就要穿着晚礼服坐在监视器前，意思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但后来并没有，因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导演要跑来跑去。” 第一次看到苏敏的新闻时，《出走的决心》编剧之一阿美就在尹丽川身边，她俩单纯觉得故事打动了自己；几天后，尹丽川又遇到了后来成为女主角李红扮演者的咏梅，她主动对尹丽川说，有一个挺好的故事，你应该来做。

尹丽川。受访者供图 片中的主人公李红一生有过许多梦想，18岁时憧憬大学，25岁时憧憬爱情，45岁时憧憬远游……为了那些“对别人来说更重要”的事，她一等再等，也一再错过。50岁时，她决心不再等待。 在《出走的决心》的高潮段落，女儿一句无心的话，促使李红冲破了纠结多年、努力自洽的那道防线。 这段情节的背景是，李红为了帮助生了孩子的女儿重返职场，放弃了自己出门远游、看望老同学的愿望，留守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家人都在庆祝各自取得的成绩：丈夫参加小区业余乒乓球赛得了奖牌，女婿升职，女儿工作转正。李红忙里忙外，外孙哭闹不止，女儿过来，看到孩子脚踝上有一块瘀青，说“妈，你还是得小心一点照顾孩子”。 尹丽川说：“女儿那句无心的埋怨，激发了她内心深处的委屈。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母亲等于完美、等于奉献。这句话有温柔版：你要小心点、要注意点；也有更直接粗暴的版本：你是怎么当妈的。” 几年前，尹丽川的一个男性导演朋友对她说：“我拍了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电影。”尹丽川说：“你还只歌颂母亲吗？”朋友很不解：“你也刚刚当了妈妈，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啊。”一年后，他们又见面，朋友主动对尹丽川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其实这个朋友家庭和睦，夫妻恩爱，但第一个孩子几乎完全是由妻子来照顾的；直到生了二孩，他分担了照顾职责，才终于身体力行地理解了什么是“母职困境”。 “我说不要只歌颂母亲，是因为越歌颂，就越意味着母亲必须完美，就等于奉献，等于牺牲自己。”尹丽川说。 尹丽川出生于一个“重女轻男”的家庭，她有两个哥哥，大家都觉得父亲更宠爱她。“小时候有一次发烧，妈妈加班没有回来，爸爸手忙脚乱地照顾我。他生气地把门关上了，不让加班回来的妈妈进门。这件事在后来的各种家庭聚会上，被当作玩笑提及，大家都很开心。我妈自己也没有抱怨，也觉得女儿病了自己应该在身边。” 成为母亲后，尹丽川回忆往事，意识到重女的“女”，只是女儿，母亲也是女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虽然父亲那么爱我，但他不知道家里的退烧药和温度计放在哪个抽屉。我们都只是普通的母亲，不必完美，可以犯错。” 现代社会，女性早已在法律上实现了平等。女性有了平等意识后，新的困境又来了。就像《出走的决心》中的那样，很多职场女性把困境转嫁到了上一辈——妈妈或者婆婆身上，再度形成一个闭环，女性的困境仍然由女性来承担。 “电影后半段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电影无力解决问题，但可以帮助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尹丽川认为，正视问题，就从身边人开始沟通。 双胞胎女儿3岁时，尹丽川对她们说，妈妈要出门到咖啡馆写作。女儿们哭，但尹丽川坚持跟她们说，妈妈不是“超人”，妈妈很需要工作。“我更不希望等孩子长大了，我再来抱怨，都是因为你们，我才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是怎么当妈的’，这两句话本质上是一个逻辑。” 女儿们在四五岁时，已经接受了妈妈要出门工作这一现实；现在甚至会说，妈妈你怎么又在家？她们还会骄傲地跟小伙伴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导演。 为了拍这部电影，尹丽川收集了很多普通女性的故事：大学校园里的清洁工阿姨，用学校废弃的钢琴自学了好几年，现在可以弹奏出乐曲；一位名叫杨本芬的作家，一直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写作，80岁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还有一个农村奶奶，拒绝给儿子带二孩，在一个清晨登上火车回到家乡，她说她想去田里干活，带上热腾腾的馍，干活累了，就躺在田里看天，自由自在…… “野心不是一个坏词，野心在每个人的广阔心灵中，很有可能是闪闪发光的那一部分。而野心之于女性，就是拓展边界，不囿于厨房，不困于世俗，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尹丽川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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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0 09:12发布于北京娱乐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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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北京，有一个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由此，诞生了“下半身写作”的诗人群体。 领头的，名为沈浩波，现在是图书界头部企业磨铁文化的创始人。排在第二个位的，是一个女诗人——尹丽川。多年后，尹丽川转型导演，2024年9月，导出了豆瓣评分8.9的电影《出走的决心》——这可能会是今年最高评分的内地剧情长片。除他们之外，该诗派成员还有李红旗、南人、朵渔、巫昂、盛兴、轩辕轼轲等人（其中，李红旗也是导演）。 如果你看过沈浩波等人早期的诗歌，会惊讶于“诗歌还能这么写”，也对“下半身写作”有所体悟——老实说观感没那么好。比如，沈浩波曾写过一首极具争议的所谓诗歌，题为《一把好乳》： 她一上车 我就盯住她了 胸脯高耸 屁股隆起 真是让人 垂涎欲滴 我盯住她的胸 死死盯住 那鼓胀的胸啊 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 她终于被我看得 不自在了 将身边的小女儿 一把抱到胸前 正好挡住我的视线 嗨，我说女人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收回目光 我仍然死死盯着 这回盯住的 是她女儿 那张俏俏的小脸 嗨，我说女人 别看你的女儿 现在一脸天真无邪 长大之后 肯定也是 一把好乳 放到现在，这样的所谓“诗句”，大概率会被群起而攻之——即便内涵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浅显（但谁又会思考背后的意义呢），其中赤裸裸的性意味跃然纸上。而在诗歌圈内，即便最先锋的一波，都可能对这类诗作不以为然。于是，“下半身诗歌运动”让当时的诗坛大为震动，或者说，为之侧目。 图片 尹丽川沈浩波 发起者沈浩波尹丽川等人，是这样阐释“下半身诗歌”的：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下半身”强调的是写作中的“身体性”，其实意在打开身体之门，释放被压抑的真实的生命力。 当然，作为女性视角的诗人，尹丽川的诗歌并不像沈浩波那样津津乐道于女性身体，但也在早期作品里，频繁呈现女性视角中的“性”。比如，她那时颇有名气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哎再往上一点 再往下一点 再往左一点 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 噢再快一点 再慢一点 再松一点 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再深一点 再浅一点 再轻一点 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 再泼辣一点 再知识分子一点 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老实说，不管是沈浩波还是尹丽川，这种以性来调侃的内容，更像是某种为反叛而反叛的刻意之作。因而，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引发极大非议。当今诗坛不乏此类令普通受众莫名惊诧的内容，比如2010年前后火爆的“梨花体”，以及“废话体”，饱受外界质疑。 2000年前后，不但诗坛出现了“下半身”运动，小说界也流行“身体写作”的风潮，涌现了以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特点都是以性开放为基调。所以，尹丽川的离经叛道，放在整个文坛来看，也有呼应潮流之意，或说是有迹可循。 只不过，这种文字，终究难入庙堂之上。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已经不能说是“庸俗”了，而属于“耍流氓”。当然，那时的尹丽川们，也没打算进入象牙塔。 1996年，尹丽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后来又赴法国ESEC电影学校学习，按理说，是妥妥的“学院派”，但在2000年前后，却一直以“民间派”自居。 当时的诗坛，大致也就分为“民间派”和“学院派”，前者是野路子，后者则讲究诗歌正统意象。尹丽川同时期的北大校友们，大都归属“学院派”，比如逝世于2021年8月的胡续冬，以及长他们一辈的海子、臧棣等。 拉着尹丽川搞“下半身”的沈浩波，出身也不是不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但其人面目“狰狞”颇具“匪气”（无贬义仅为外形描述），又加上被自己的一位师兄影响，而在诗歌道路上大杀四方，与学院派背道而驰、交锋无数。沈浩波的那位师兄，就是毕业于北师大的伊沙，他写过一首诗《车过黄河》，早在1988年就“名满天下”，靠的，也正是颠覆所谓的诗歌意象——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做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帐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伊沙向来都以民间派著称，后来还陆续写过《饿死诗人》《结结巴巴》等。有这一渊源，沈浩波的不走寻常路，也就其来有自。至于2007年创立磨铁文化，在商海也大杀四方，就是后话了。而聚集于沈浩波身边的尹丽川，自然而然地“背叛”了北京大学的学院派“道统”。 不过，尹丽川的“下半身写作”，大多聚焦在2000年前后，频以“性”作为题材，像是“女人越坚贞呵，我越要坚决勾引你们的男人”（《挑逗》）“即使资本论 也不能止住一个老娼妓快活的叫喊”（《二月十四》）这样的句子，不在少数。尹丽川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下半身”理念，也昭示了骨子里对卫道士的冒犯和挑战。 图片 尹丽川 从他们30岁之后，大约是在2003年前后，不管是沈浩波（1974年生人）还是尹丽川（1973年出生），都转向了内敛，而不只强调“下半身”。像是沈浩波写了《文楼村纪事》组诗，描摹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被称为“艾滋病村”）的惨况。 尹丽川则写了《花瓶》《真相》《旧日理想》等，而《花瓶》被音乐人张玮玮谱曲作成了歌曲，甚至，还有像《我不能留在这里爱你》《和爱情一样》等抒情诗作，后来被很多音频类自媒体广泛传诵。 看红楼梦长大 生一颗水浒的心 在三国纷飞的时代 独自去西游 ——《旧日理想》 2005年之后，尹丽川基本就很少写诗了。2015年，出版了一本新诗集《大门》，收录的诗歌，多为2001-2005年间。在诗集《大门》的评论文章里，沈浩波感慨说，“即便是在她逐渐抽离，身影逐渐远去的这十来年里，人们提起新世纪诗歌，仍然绕不开尹丽川的存在。” 尹丽川去了影坛。2007年，执导《公园》，电影很文艺，叙说父女之情；2008年又推出《牛郎织女》，描摹底层生态，也是文艺片，豆瓣评分7.9。 这两部片，与尹丽川早期诗人形象相去甚远。后来，一篇题为《尹丽川:"下半身"女诗人的蜕变》评论写道：“愤怒，挑衅，性感，在最新导演的商业片中，已不见踪影。” 为什么？ 尹丽川说，不想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脏了。 《牛郎织女》入选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尽管口碑不错，但和《公园》一样，都没能在国内大银幕上放映。 不过，尹丽川的编导才华被看到了。2010年，张艺谋邀请她为自己执导的《山楂树之恋》担纲编剧，电影上映后，票房1.4亿，让她一尝票房飘红的欣喜。而她执导的大银幕作品，也箭在弦上——也就是2011年的《与时尚同居》。 事实上，这部按照标准化商业流程制作的大银幕电影，却不如人意，不但评分仅有5.6，远不如前两部文艺片，票房也只不过600多万。 这让尹丽川的导演生涯戛然而止。电影圈，向来是“丛林法则”，不卖座，就没什么机会了，一停，就是10年。 中间这10年，尹丽川成为人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也是她被困住的原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思想又有了转变，用她的话说就是，“在为母职所困的过程中，我自动成了女性主义者。” 此后，她转向了以女性视角为核心的影视创作。 2020年，尹丽川参与联合执导了女性节目《听见她说》，2022年，执导电视剧《第二次拥抱》——也是女性冲出牢笼追寻幸福的故事。 图片 而如今搜索尹丽川的名字，被各路八卦自媒体津津乐道的，是20年前的一场“闪婚闪离”。2004年5月，她和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结婚，4个月后，离婚。婚姻初期，何勇说要和尹丽川白头偕老，畅想着浪漫的生活。但真正走入婚姻后，才发现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和枯燥。再加之，两人性格都很尖锐，难以包容——这是婚姻的大忌。 后来，何勇进入精神病院，而尹丽川则像逃离何勇一样迅速从诗坛抽身而去。 一个奇诡的巧合是——1994年何勇爆火于香港，彼时尹丽川还在北大就读，应该是他的歌迷；2004年两人闪婚，又迅速闪离；2014年前后，尹丽川为人母，而何勇持刀伤人被捕；2024年，尹丽川拍出高分电影《出走的决心》，何勇则不知所踪。 以10年为节点，曾彼此纠缠的两人，走向各自的路途。 或者说，尹丽川“重塑”了自己。而《重塑》，也是《听见她说》中尹丽川执导的剧名。这部咏梅主演的独白剧，成为《出走的决心》的由头，后者的主演也是咏梅。 《出走的决心》来自于“50岁阿姨自驾游”苏敏的真实故事，她在短视频平台有317万粉丝。2019年患上抑郁症的苏敏，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台车，以自驾展开新生活，2021年，还被《纽约时报》报道，把她誉为“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 图片 如果要评价《出走的决心》，用“中国版《芭比》”来形容就显而易见其属性了，是的，这是一部女性主义倾向的电影。豆瓣上，一位名为mumudancing的网友说“中国女性真实的困境，终于有人拍了”，另一位ID为“疾风”的网友评价它是“2020年以来国内最好的女性主义电影”。 上映前夕，尹丽川和编剧阿美以及北大教授戴锦华有个座谈会，会上，戴锦华说：“从看到这个片名就在想，好像19世纪、20世纪之间，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关于中国的文化，关于中国与世界，关于女人，关于年轻人的一个最响亮的说法就是出走，一个最有力的形象是娜拉。在一百多年后，我们再一次（看到）关于出走的形象。” 这个片名，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易卜生的经典剧作《玩偶之家》，出走的娜拉，成为所有女性希望争取自身权利的象征。而《出走的决心》，显然也有形塑当下中国女性独立自强的企图，或说打破性别藩篱。 因而，10万豆瓣评分观众里，女性群体占据多数。从开分至今，评分在逐步攀升，从8.6，涨至8.8，再到8.9，也让尹丽川终尝破亿票房成绩。 当然，不少比例的男性观众，给予了一星差评，有人调侃，在电影院里，他们恐怕都要坐立不安了。尹丽川不怕冒犯他们，在《南方周末》的采访里，她说，“冒犯到他们就太好了，这说明这部电影正在被更多人看到，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这个劲儿，好像是回到了2000年时。当她重新开始“冒犯”别人时，才终能有斩获。反观十三年前的《与时尚同居》，媚俗、取悦观众，却难有收成。 如果从20多年前“下半身诗人”的尹丽川视角出发，这一切其实也显得合情合理。当年那个写下“再舒服一些”的尹丽川，不管你看不看得惯，都是她用“下半身”主张着自己的权益。其时，她自称“人性主义者”，意图冒犯的，不但是男人，还有女人——就如同向全世界竖起了中指。这种反叛，大概一直埋在尹丽川的深层意识内——尽管她说自己有孩子后“柔和了很多”。 2000年9月，“下半身诗歌”运动火热开展两个月后，尹丽川写了一首题为《妈妈》的诗，现在看来，几乎暗合了24年后她的这部电影—— 十三岁时我问 活着为什么你。看你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妈妈 你活着为什么又。你的双眼还睁着 我们很久没说过话。一个女人 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 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 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 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 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 为了另一个女人 你这样做值得么 你成了个空虚的老太太 一把废弃的扇。什么能证明 是你生出了我，妈妈。 当我在回家的路上瞥见 一个老年妇女提着菜篮的背影 妈妈，还有谁比你更陌生

撰稿 | JackA 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尹丽川：在母职与自我之间的探索之旅

2024-11-22 06:4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越来越多女性踏入了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然而，尹丽川，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母职与自我追寻之间找到平衡——她的故事是对现代女性生活状态的深刻反思和勇敢的表达。

早年经历与教育背景

尹丽川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尽管重女轻男的观念普遍存在，但她的家庭给予了她相对独立的成长环境。她从小就显示出文学才华，爱好阅读并参与写作。这一切为她后来成为作家、导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诗歌与随笔集，尝试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感受。

职业发展与重要转折

尹丽川的职业生涯起步于文学创作，但她的才华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从作家转型为编剧，并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为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山楂树之恋》编写剧本，这一作品不仅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更为她的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

面对人生中的种种挑战，尹丽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女儿出生后，她意识到母亲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她将创作重启，带着笔记本走出家门，继续在咖啡馆进行她的写作。这是她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探索自我的重要一步，她用行动证明了“母亲不必完美”的信条。

《出走的决心》：探索内心与现实的交织

尹丽川执导与编剧的《出走的决心》目前正在热映，豆瓣评分高达9.0。这部影片以平凡女性的故事为基础，鼓励观众在自我探索中找到独立与勇气。尹丽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片名并不指向逃避，而是提倡深入内心的勇气和探索。

影片中的主人公李红，因生活的琐碎与责任而一再错过自己的梦想。她的故事，恰似尹丽川自己的投影，展现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在追逐自我和承担母职之间的挣扎。

尹丽川通过李红的变化，反映了母亲角色的复杂性。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夜晚，李红因女儿的一句无心之言，深感内心的委屈与失落，激发了她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这种细腻的情感表达，正是尹丽川在创作中所注重的。

社会关系与外部评价

在创作的背后，尹丽川也面临着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家庭责任。她曾回忆起一个男性导演朋友对她说过的话，朋友在拍摄关于母女关系的影片时，难以理解尹丽川所说的“母亲不必完美”的含义。但随着他自身经历的转变，他也逐渐明白这一点。

尹丽川在创作中不断探索母职的多元性，认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不仅是无私的奉献，也应包括自我价值的实现。她的勇敢和智慧，让更多女性找到了同频共振的话语。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传达了身为母亲的复杂情感以及作为个体追寻自由的渴望。

持续的探索与反思

尹丽川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成功历程，更是现代女性在多重角色之间游走的生动写照。面对社会的挑战与自我的追寻，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反思。她不仅为自己的女儿树立了榜样，也成为了无数女性心目中的榜样。

在采访中，尹丽川提到，她努力为双胞胎女儿树立积极的价值观，让她们知晓母亲并非“超人”，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与空间。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她的女儿们从小就学会了尊重和理解母亲的选择。

结语：社会的启示与呼唤

尹丽川的经历，给当代女性发出了明确的呼唤：不论处于何种角色，我们都不需要追求完美。她的故事不仅是对母职困境的反思，更是为无数女性鸣响的号角——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拓展我们的边界。“野心不是坏词”，这是尹丽川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坚定的信念。她希望每位女性都能理解，生活不是单一维度的牺牲，而是多元化追求自我价值的旅程。

在这条充满挑战的路途中，尹丽川的勇敢与坚持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压迫与挑战时，唯有勇气与探索，才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北京乐豆世纪影业：女导演上桌了，但吃饱了吗？

2024-11-21 10:44 发布于：江苏省 相较于邵艺辉导演的轻盈精致，尹丽川导演更为粗粝、直给。与其他三位女导演不同，尹丽川导演是唯一做母亲的人。从写诗的文艺女到母亲的转变，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着对女性共同处境的强烈共鸣。因此，尹丽川是女性主义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一位导演。“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歌颂母职，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这会把母亲们置于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出走的决心》讲了一位普通女性不幸的婚姻、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它直面结构性的压迫，三代母女之间有爱，有母职绑架，有爱与责任、与个体自由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不得已发生的伤害。

尹丽川以略显笨拙但朴实的方式，反抗天然的母职绑架，反抗家庭与婚姻强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它拥抱直观的故事，拥抱直接的情绪，拥抱浅显的女性表达，是一部普通女性都愿意看、看得懂的电影。03同样是喜剧演员出身，如果说沈腾的电影以离谱的设定包装严肃的议题（比如《抓娃娃》），那么贾玲则是以真诚激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目前贾玲的两部导演作品，都与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联。《你好，李焕英》是对母亲的眷恋，《热辣滚烫》是对自我的重塑。 可以说，贾玲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真诚，并以自身真挚的情感表达补足导演能力的缺陷。

不同于邵艺辉轻盈的嬉笑怒骂、尹丽川直给的反抗精神，贾玲将自己的心掰开了、揉碎了融于人物，平视苦难，又不服于苦难。比如《热辣滚烫》，每一个在谷底待过的人，孤注一掷搏过的人，跌倒又爬起来过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 但这不单单是情绪价值的胜利，而是类型化之外的能量补充。《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都是标准的喜剧片，也是标准的合家欢电影，让人边笑边揪心。

04相较于前三位，殷若昕导演关注的一直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的苦难。《我的姐姐》通过罗列重男轻女、扶弟魔、性骚扰等女性处境典型瞬间来堆叠情节，愤怒的情绪被无限放大；《野孩子》捕捉到了生而不养的情绪痛点，悲悯之感蔓延整部电影。 换言之，话题性是殷若昕导演的杀手锏。她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中的苦难，用细腻绵柔的手法表现沉闷严肃的社会议题。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男导演作品里少见的自然、灵活、松散的诗化叙事外貌。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话题性大于故事的做法，似乎是一种自我怜惜式的表达。它像一面自怜自恋的镜子，从人物的苦难中照见创作者和观众自己

乐坛巨星曾经当街砍人被捕，又曾3次进入精神病院，他真的疯了？ 娱乐细毛 2024-06-07 15:46 湖南 1994年12月17日，夜幕降临，香港红磡体育馆却灯火通明，喧闹非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此举办，北京的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首次踏上香港的舞台，而香港观众也终于有机会亲眼见证这些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北京地下乐队的风采。

25岁的何勇在观众的热烈期待中，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造型首次登上舞台。他蓬松的长发随风摇曳，身穿经典的海魂衫，脚上系着红色鞋带，背着吉他，满怀自信地走上了舞台。

当《姑娘漂亮》的前奏刚一响起，何勇便毫不犹豫地在舞台上狂奔跳跃，大声喊道：“香港的女孩们，你们漂亮吗？”

瞬间，红馆仿佛被点燃了激情的开关，观众们疯狂地欢呼，热度达到了巅峰。有人大声呼喊，有人撕裂了自己的衣服，现场如同被火焰吞噬，高达一百多度的温度让所有人失去了理智。

何勇的表演包括四首原创歌曲，他以独特的嗓音，融合了天真的、豪情的和沧桑的特质，倾力将整个场馆的氛围燃至最高点。 在最后一首《钟鼓楼》的演出中，他特意邀请了父亲何玉生担任伴奏嘉宾。父子二人联袂演绎这部经典作品，台下掌声雷动，久久未息。

香港首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何勇凭借其如“麒麟”般桀骜不驯的形象一跃成为摇滚乐坛的炙手可热的新星，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史上最辉煌的一夜。

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时，却口出狂言，声称“四大天王中，除了张学友能算个唱歌的，其余皆为小丑！”此言一出，立即在香港娱乐圈掀起轩然大波，连梅艳芳也不禁直言反驳。

仅仅两年后的1996年，何勇在一次重要的颁奖典礼上，居然将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与狗相提并论，用词粗俗无礼，因而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压力与谴责。

第二天，主流媒体纷纷抵制并封杀何勇，他的事业由此从巅峰急速滑落，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无法重返主流音乐界。

何勇的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早在1997年，也就是他在红馆演出后的第三年，他就已经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症状。 在随后的九年间，从1997年至2006年，何勇曾三次被亲友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然而，他的病情始终反复无常，时好时坏，困扰了他多年。

2002年春节前夕，何勇在家中突发异举，点燃了一场大火。他抱着吉他坐在床上，摆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自焚”姿势。火势迅速蔓延，整个房间被火光笼罩。惊恐的邻居被浓烟呛到，连忙报警求助。

那天晚上，正值何勇的33岁生日，本应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他却不得不被押送到冰冷的看守所，孤独地度过了那个寂寞的除夕夜。

多年以后，每当何勇精神失常发作，他都会整夜失眠，出现幻觉，行为极其怪异和乖张。某次他再度发病，被强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他出院回家后，躺在床上点燃一支烟，自言自语道：“能在想点烟时找到火柴，就是最大的幸福。”由此可见，他在面对疾病的痛苦时，内心承受了巨大的折磨和痛苦。

直到2015年12月，何勇再次在半夜外出购物时突发疯癫，持刀袭击小卖部店主，被警察当场控制并送进警车。之后，有媒体报道称何勇因涉嫌伤害他人被捕，疑似精神病复发。 由此可见，何勇的一生一直笼罩在这种间歇性精神疾病的阴影下，他时而陷入疯狂，时而恢复清醒。在音乐事业的巅峰时期，这种疾病如同一把双刃剑，不仅为他带来了辉煌，也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2004年9月，何勇与比他小5岁的四川籍北漂女作家尹丽川闪电结婚。有人打趣说，他们都是性格独特的人，这次结婚或许只是心血来潮。

然而，这句幽默的话语竟然实现了。

在何勇看来，结婚是他摆脱过去、开启新生活的重要起点。他满怀期待地相信，与尹丽川携手到老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现实并未如他所预期，婚后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两人难以相处。最终，他们在四个月后选择了和平分手。何勇在离婚后曾感叹："我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最爱的人。

这次突如其来的离婚，给了何勇一记沉重的打击，离婚后，他的精神状况一落千丈，变得乖戾易怒。他经常一个人在大街上疯疯癫癫地乱跑，对路人进行辱骂和挑衅。 何勇即使和熟人在一起也经常情绪多变，刚才还在说说笑笑，一旦喝醉便大发雷霆，满口污言秽语。

曾经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摇滚歌手，遭受精神疾病和婚姻破裂的双重打击后，逐渐变得精神失常、行为异常。他的生活变得孤独无助，昔日的朋友也逐渐远离。

尽管生活中充满了精神疾病和挫折，但音乐始终是何勇最后的寄托和不舍的执念。离婚后，他曾参加综艺节目《天天向上》五周年特别节目，试图重返歌坛。

虽然何勇昔日的魔力已不再，但他依旧卖力演唱，然而观众的反应却异常冷淡，这让他深感中年危机。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被封杀后，他长达八年未能从自己的专辑中获得任何版税收入，生活十分艰辛。

此时，何勇因精神疾病不得不长期住院接受昂贵的治疗，这几乎耗尽了何家的全部积蓄。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刻，一群老朋友伸出援手，帮助他渡过难关。2017年8月，张楚、姜昕、唐朝老五等摇滚界前辈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出，希望通过此次演出的全部收入，为何勇设立一支专项公益基金，支持这位老友重新回到生活的舞台。

显而易见，何勇昔日的同事们依然对他怀有深厚的友谊和难以割舍的情感。然而，他精神状态的波动使得他的复出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条道路上，他经历了无数挫折，但始终未曾放弃对音乐的追求，直至生命的终点。

如今，何勇隐居在北京的西山和顺义等地，过着平静隐逸的生活。长期服用精神药物使他的记忆力显著减退，甚至对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事物也会遗忘。

他的身材也逐渐发福，与当年那个英姿飒爽、身手矫健的摇滚歌手截然不同。 有时，何勇仿佛濒临死亡，一整天都呆滞不动，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兴趣。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来探望，他都毫无反应，神情黯然。唯有家中的那只名叫卡卡的黑色可卡犬能在这种时刻给他带来一丝慰藉。

每当卡卡靠近，何勇总是反复抚摸着它的头，就像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卡卡的日常起居，何勇成为了它的依靠，这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被需要的满足感令他感到充实。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亲近的世界中，卡卡成为了他寥寥无几的心灵慰藉。

有时，何勇会回忆起童年的时光，尤其是父亲第一次带他乘坐地铁的情景。他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地铁票价仅需五毛钱。车厢里，有人在阅读，有人在聊天，还有人在发呆，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

而如今的北京，曾经的人间烟火气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物华天宝与喧嚣浮躁，让他感慨万千。 回顾往昔，《钟鼓楼》所呈现的那段热情洋溢、疯狂激昂的年代早已成历史，让人不禁感慨。何勇曾在音乐事业的顶峰时期被精神疾病缠身，如今他的晚年生活饱受病痛折磨，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令人倍感痛心。

在何勇那疯狂多变的人生中，有一部作品始终彰显着他对音乐理想和才华的追求，这便是他的出道之作——《钟鼓楼》。

这首旋律朴实无华，豪情满怀的歌曲，无疑成为了中国摇滚界一代人的经典代表。 1994年，在香港红馆的舞台上，年仅25岁的何勇凭借《钟鼓楼》等原创佳作，将整个体育馆的气氛推向了顶峰。在演奏最后一首《钟鼓楼》时，他特别邀请了父亲何玉生用三弦伴奏，两人共同演绎了这部经典之作，现场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重读《钟鼓楼》，心中涌起无限感慨。那充满激情的歌声背后，藏着一个热血青年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然而由于何勇间歇性的精神疾病，这份热忱逐渐消散。

那首歌词描绘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呈现的景象广泛而富有象征意义。如今，那些曾与何勇并肩作战、共同缔造辉煌的摇滚战士，有的已黯然陨落，有的则早已淡出乐坛。

曾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人去楼空，再也无法找回当初的光彩。

回忆起这段往事，让人不由得感叹：音乐是何勇的全部，他用生命演绎了摇滚，最终却也因摇滚毁掉了一生。如今他只能隐居疗养，每每想起《钟鼓楼》中那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热闹时光，内心既感到遗憾又充满追忆，然而最终也只能接受生命的无常，叹息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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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下半身女诗人，导出今年最高分电影，让所有男人坐立不安 文娱春秋

2024-10-10 09:12发布于北京娱乐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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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北京，有一个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由此，诞生了“下半身写作”的诗人群体。 领头的，名为沈浩波，现在是图书界头部企业磨铁文化的创始人。排在第二个位的，是一个女诗人——尹丽川。多年后，尹丽川转型导演，2024年9月，导出了豆瓣评分8.9的电影《出走的决心》——这可能会是今年最高评分的内地剧情长片。除他们之外，该诗派成员还有李红旗、南人、朵渔、巫昂、盛兴、轩辕轼轲等人（其中，李红旗也是导演）。 如果你看过沈浩波等人早期的诗歌，会惊讶于“诗歌还能这么写”，也对“下半身写作”有所体悟——老实说观感没那么好。比如，沈浩波曾写过一首极具争议的所谓诗歌，题为《一把好乳》： 她一上车 我就盯住她了 胸脯高耸 屁股隆起 真是让人 垂涎欲滴 我盯住她的胸 死死盯住 那鼓胀的胸啊 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 她终于被我看得 不自在了 将身边的小女儿 一把抱到胸前 正好挡住我的视线 嗨，我说女人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收回目光 我仍然死死盯着 这回盯住的 是她女儿 那张俏俏的小脸 嗨，我说女人 别看你的女儿 现在一脸天真无邪 长大之后 肯定也是 一把好乳 放到现在，这样的所谓“诗句”，大概率会被群起而攻之——即便内涵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浅显（但谁又会思考背后的意义呢），其中赤裸裸的性意味跃然纸上。而在诗歌圈内，即便最先锋的一波，都可能对这类诗作不以为然。于是，“下半身诗歌运动”让当时的诗坛大为震动，或者说，为之侧目。 图片 尹丽川沈浩波 发起者沈浩波尹丽川等人，是这样阐释“下半身诗歌”的：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下半身”强调的是写作中的“身体性”，其实意在打开身体之门，释放被压抑的真实的生命力。 当然，作为女性视角的诗人，尹丽川的诗歌并不像沈浩波那样津津乐道于女性身体，但也在早期作品里，频繁呈现女性视角中的“性”。比如，她那时颇有名气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哎再往上一点 再往下一点 再往左一点 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 噢再快一点 再慢一点 再松一点 再紧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 喔再深一点 再浅一点 再轻一点 再重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再舒服一些嘛 再温柔一点 再泼辣一点 再知识分子一点 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老实说，不管是沈浩波还是尹丽川，这种以性来调侃的内容，更像是某种为反叛而反叛的刻意之作。因而，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引发极大非议。当今诗坛不乏此类令普通受众莫名惊诧的内容，比如2010年前后火爆的“梨花体”，以及“废话体”，饱受外界质疑。 2000年前后，不但诗坛出现了“下半身”运动，小说界也流行“身体写作”的风潮，涌现了以卫慧（《上海宝贝》）、棉棉（《糖》）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特点都是以性开放为基调。所以，尹丽川的离经叛道，放在整个文坛来看，也有呼应潮流之意，或说是有迹可循。 只不过，这种文字，终究难入庙堂之上。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已经不能说是“庸俗”了，而属于“耍流氓”。当然，那时的尹丽川们，也没打算进入象牙塔。 1996年，尹丽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后来又赴法国ESEC电影学校学习，按理说，是妥妥的“学院派”，但在2000年前后，却一直以“民间派”自居。 当时的诗坛，大致也就分为“民间派”和“学院派”，前者是野路子，后者则讲究诗歌正统意象。尹丽川同时期的北大校友们，大都归属“学院派”，比如逝世于2021年8月的胡续冬，以及长他们一辈的海子、臧棣等。 拉着尹丽川搞“下半身”的沈浩波，出身也不是不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但其人面目“狰狞”颇具“匪气”（无贬义仅为外形描述），又加上被自己的一位师兄影响，而在诗歌道路上大杀四方，与学院派背道而驰、交锋无数。沈浩波的那位师兄，就是毕业于北师大的伊沙，他写过一首诗《车过黄河》，早在1988年就“名满天下”，靠的，也正是颠覆所谓的诗歌意象——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我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做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帐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流远 伊沙向来都以民间派著称，后来还陆续写过《饿死诗人》《结结巴巴》等。有这一渊源，沈浩波的不走寻常路，也就其来有自。至于2007年创立磨铁文化，在商海也大杀四方，就是后话了。而聚集于沈浩波身边的尹丽川，自然而然地“背叛”了北京大学的学院派“道统”。 不过，尹丽川的“下半身写作”，大多聚焦在2000年前后，频以“性”作为题材，像是“女人越坚贞呵，我越要坚决勾引你们的男人”（《挑逗》）“即使资本论 也不能止住一个老娼妓快活的叫喊”（《二月十四》）这样的句子，不在少数。尹丽川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下半身”理念，也昭示了骨子里对卫道士的冒犯和挑战。 图片 尹丽川 从他们30岁之后，大约是在2003年前后，不管是沈浩波（1974年生人）还是尹丽川（1973年出生），都转向了内敛，而不只强调“下半身”。像是沈浩波写了《文楼村纪事》组诗，描摹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被称为“艾滋病村”）的惨况。 尹丽川则写了《花瓶》《真相》《旧日理想》等，而《花瓶》被音乐人张玮玮谱曲作成了歌曲，甚至，还有像《我不能留在这里爱你》《和爱情一样》等抒情诗作，后来被很多音频类自媒体广泛传诵。 看红楼梦长大 生一颗水浒的心 在三国纷飞的时代 独自去西游 ——《旧日理想》 2005年之后，尹丽川基本就很少写诗了。2015年，出版了一本新诗集《大门》，收录的诗歌，多为2001-2005年间。在诗集《大门》的评论文章里，沈浩波感慨说，“即便是在她逐渐抽离，身影逐渐远去的这十来年里，人们提起新世纪诗歌，仍然绕不开尹丽川的存在。” 尹丽川去了影坛。2007年，执导《公园》，电影很文艺，叙说父女之情；2008年又推出《牛郎织女》，描摹底层生态，也是文艺片，豆瓣评分7.9。 这两部片，与尹丽川早期诗人形象相去甚远。后来，一篇题为《尹丽川:"下半身"女诗人的蜕变》评论写道：“愤怒，挑衅，性感，在最新导演的商业片中，已不见踪影。” 为什么？ 尹丽川说，不想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脏了。 《牛郎织女》入选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尽管口碑不错，但和《公园》一样，都没能在国内大银幕上放映。 不过，尹丽川的编导才华被看到了。2010年，张艺谋邀请她为自己执导的《山楂树之恋》担纲编剧，电影上映后，票房1.4亿，让她一尝票房飘红的欣喜。而她执导的大银幕作品，也箭在弦上——也就是2011年的《与时尚同居》。 事实上，这部按照标准化商业流程制作的大银幕电影，却不如人意，不但评分仅有5.6，远不如前两部文艺片，票房也只不过600多万。 这让尹丽川的导演生涯戛然而止。电影圈，向来是“丛林法则”，不卖座，就没什么机会了，一停，就是10年。 中间这10年，尹丽川成为人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也是她被困住的原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思想又有了转变，用她的话说就是，“在为母职所困的过程中，我自动成了女性主义者。” 此后，她转向了以女性视角为核心的影视创作。 2020年，尹丽川参与联合执导了女性节目《听见她说》，2022年，执导电视剧《第二次拥抱》——也是女性冲出牢笼追寻幸福的故事。 图片 而如今搜索尹丽川的名字，被各路八卦自媒体津津乐道的，是20年前的一场“闪婚闪离”。2004年5月，她和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结婚，4个月后，离婚。婚姻初期，何勇说要和尹丽川白头偕老，畅想着浪漫的生活。但真正走入婚姻后，才发现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和枯燥。再加之，两人性格都很尖锐，难以包容——这是婚姻的大忌。 后来，何勇进入精神病院，而尹丽川则像逃离何勇一样迅速从诗坛抽身而去。 一个奇诡的巧合是——1994年何勇爆火于香港，彼时尹丽川还在北大就读，应该是他的歌迷；2004年两人闪婚，又迅速闪离；2014年前后，尹丽川为人母，而何勇持刀伤人被捕；2024年，尹丽川拍出高分电影《出走的决心》，何勇则不知所踪。 以10年为节点，曾彼此纠缠的两人，走向各自的路途。 或者说，尹丽川“重塑”了自己。而《重塑》，也是《听见她说》中尹丽川执导的剧名。这部咏梅主演的独白剧，成为《出走的决心》的由头，后者的主演也是咏梅。 《出走的决心》来自于“50岁阿姨自驾游”苏敏的真实故事，她在短视频平台有317万粉丝。2019年患上抑郁症的苏敏，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台车，以自驾展开新生活，2021年，还被《纽约时报》报道，把她誉为“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 图片 如果要评价《出走的决心》，用“中国版《芭比》”来形容就显而易见其属性了，是的，这是一部女性主义倾向的电影。豆瓣上，一位名为mumudancing的网友说“中国女性真实的困境，终于有人拍了”，另一位ID为“疾风”的网友评价它是“2020年以来国内最好的女性主义电影”。 上映前夕，尹丽川和编剧阿美以及北大教授戴锦华有个座谈会，会上，戴锦华说：“从看到这个片名就在想，好像19世纪、20世纪之间，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关于中国的文化，关于中国与世界，关于女人，关于年轻人的一个最响亮的说法就是出走，一个最有力的形象是娜拉。在一百多年后，我们再一次（看到）关于出走的形象。” 这个片名，也很容易让人想到易卜生的经典剧作《玩偶之家》，出走的娜拉，成为所有女性希望争取自身权利的象征。而《出走的决心》，显然也有形塑当下中国女性独立自强的企图，或说打破性别藩篱。 因而，10万豆瓣评分观众里，女性群体占据多数。从开分至今，评分在逐步攀升，从8.6，涨至8.8，再到8.9，也让尹丽川终尝破亿票房成绩。 当然，不少比例的男性观众，给予了一星差评，有人调侃，在电影院里，他们恐怕都要坐立不安了。尹丽川不怕冒犯他们，在《南方周末》的采访里，她说，“冒犯到他们就太好了，这说明这部电影正在被更多人看到，也是它的意义所在。” 这个劲儿，好像是回到了2000年时。当她重新开始“冒犯”别人时，才终能有斩获。反观十三年前的《与时尚同居》，媚俗、取悦观众，却难有收成。 如果从20多年前“下半身诗人”的尹丽川视角出发，这一切其实也显得合情合理。当年那个写下“再舒服一些”的尹丽川，不管你看不看得惯，都是她用“下半身”主张着自己的权益。其时，她自称“人性主义者”，意图冒犯的，不但是男人，还有女人——就如同向全世界竖起了中指。这种反叛，大概一直埋在尹丽川的深层意识内——尽管她说自己有孩子后“柔和了很多”。 2000年9月，“下半身诗歌”运动火热开展两个月后，尹丽川写了一首题为《妈妈》的诗，现在看来，几乎暗合了24年后她的这部电影—— 十三岁时我问 活着为什么你。看你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妈妈 你活着为什么又。你的双眼还睁着 我们很久没说过话。一个女人 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 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 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 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 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 为了另一个女人 你这样做值得么 你成了个空虚的老太太 一把废弃的扇。什么能证明 是你生出了我，妈妈。 当我在回家的路上瞥见 一个老年妇女提着菜篮的背影 妈妈，还有谁比你更陌生

撰稿 | JackA 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张宗昌的诗比你们的强多了

明明写的是伤风败俗的东西，居然说是诗，实在是侮辱了诗歌，牛逼

读诗不是只读字，读字的时候要思考字的言外之意，以及这个人把这些字组合在一起体现的他（她）的情绪，想表达的思想。

你还处在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

精致的利己主义确被吹嘘成自由的向往

想起了某位屎尿屁诗人 某天干了件漂亮事 是不是也得给她捧上神坛?

尹丽川：我不坏但也不乖

中原网 日期: 2007-05-17 来源: 郑州晚报

电影中的父女关系有些紧张

　　《公园》主创人员在一起 　　她是摇滚歌手何勇的前妻 她是８０后作家“酷阿姨” 　　如今她是电影导演 本报记者带你进入电影《公园》“深处”

　　谈《公园》 故事里有我父亲的影子

　　记者：您在《公园》中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动？

　　尹丽川：其实结构蛮简单，就是一位老父亲在公园里为２９岁的女儿征婚的故事。这是我以前在中山公园里看到的场景，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记者：您当时有３个电影计划，为什么最后选中“父母替女儿相亲”这个有点老套的题材？

　　尹丽川：“公园相亲”的题材我以前看过报道，印象很深，但拍这个是突然决定的，那会儿在想电影剧本，越着急越钻牛角尖，就又想起了这个题材。我在中山公园看着那些老人们很有冲动，然后又想这虽然是个很好的社会题材，可电影还是要落到人物上，于是就想做一个孤独的父亲，而我也是女儿，很自然就做成了父女亲情的片子。

　　记者：电影中的父亲和女儿的原型是不是你们父女俩？

　　尹丽川：没有（笑），《公园》里的女孩跟我的性格还不一样，所以父女之间相对抗的问题，并没表现那么深刻，只是关心了亲人间相依为命的东西。但里面的父亲形象有我爸爸的影子，比如吃剩菜、洗碗。每次有人看《公园》，如果说，唉，这点儿跟我爸挺像的，我就很高兴，我获得了一次整体描绘父亲形象的机会。

　　记者：您的文字作品对父亲总有很深的情结，这次有没有？

　　尹丽川：我曾花两年时间写一个小说《父亲》，就是解决我和我父亲之间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之间越来越没问题了……他可能对我从来就没问题。这次讲别人的故事，又能流露我的情绪，更开放。

　　记者：您父亲看过这部电影吗？

　　尹丽川：没有，他还没有看到电影。其实我很难接受家人看我的东西，不管是文字还是电影，我怕刺激到我爸爸。

　　记者：您怎么要求两位主演的？

　　尹丽川：用最生活的状态诠释角色，本色表演把平淡的生活展现出来，镜头也比较平实、琐碎。王德顺号称“活雕塑”，他的表演不露丝毫痕迹，李佳也很出色，将父女间的爱与摩擦演绎得很准确。

　　说到小成本电影，或者非主流电影，总难免让人尴尬他们的处境。近日，“电影新世界联盟”给了小成本电影希望，《公园》《爱情的牙齿》等新片将通过跨院线、跨地域的档期安排，在各大影院与观众见面。其中《公园》刚试映就颇受好评，已经收到多个国际电影节的邀请。

　　几个月前，《公园》的导演尹丽川最为人知的名号可能数摇滚歌手何勇的前妻和８０后作家“酷阿姨”。不过，随着《公园》的上映，她正以醒目的方式缓缓进入到公众挑剔而疑惑的视线中。５月１４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新晋导演尹丽川，其实，现实中的尹丽川并不另类，甚至还有一些腼腆。

　　晚报记者 梁晨

尹丽川：母职与野心的出走之旅

洞见繁华 2024-11-14 14:01 在电影《出走的决心》引发的热议中，尹丽川这位多才多艺的女性不仅是诗人、导演和编剧，更是在探讨母职与女性自我的复杂关系中发声的勇敢者。她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了那些常被忽视的老年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并深入挖掘了母亲身份背后的沉重与困扰。在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十周年庆典上，尹丽川分享了作为母亲的心路历程，带给人在母职与女性身份之间挣扎的深思。

尹丽川坦言，作为母亲，她常常受到他人的质疑与评判，尤其是“你是怎么当妈的？”这样的问题频频出现。这些问询不仅掀起对母职期望的压迫，更让她在母亲的角色与个体自我的矛盾中深陷。正因如此，她对那种一味歌颂母亲伟大的主题感到反感。她认为，母亲的身份往往被附上了过高的完美标准，而这样的期望也在不知不觉中抹去了作为女性的独立与价值。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让许多母亲在完成家庭职责的过程中，忽视了自我。如果说，母职的伟大是一种折扣了女人自身意义的理想，那么尹丽川希望通过个人创作为女性发声，帮助她们重拾自我。

在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我们看到母女之间的情感交锋，一句无心的埋怨勾勒出母亲内心深层的委屈。尹丽川借用这一细节，试图引导观众关注那些潜藏在母职光环下的女性故事。她认为，女性需要从社会期待中走出，去探寻更广阔的个人价值，得到自我的认同与实现。其实，每位女性的成长都是一段出走的旅程。

“当女人与野心挂钩时，社会的目光总是带有偏见。”她在发言中警示，这样的标签往往让女性的需求与渴望被忽略。尹丽川强调，野心并不是贬义，而是每位女性应该拥抱的特质，是一种追寻精神自由及突破自我限制的力量。母亲的伟大与野心并非对立，在坚守与追求之间，女性应当学会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随着尹丽川个人的经历转变，她意识到，发声的创作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面对问题，展现女性的观点与力量。她鼓励那些身处困境中的女性去探索自我，把握工作的机会——这不仅是为自己争取可能的未来，也是在为下一代树立勇敢追求梦想的榜样。通过这样的正面激励与推广，尹丽川试图引导社会去理解并尊重每位母亲背后的付出与选择，从而在情感上实现共鸣。

通过《出走的决心》，尹丽川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对母职新定义的探索，“母亲”不仅是奉献与牺牲的代名词，更是每位女性个体光芒的体现。她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女人都应有发声的实力和探索的勇气，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对女性的框架，迎来真正的自我成长与社会的认同。

尹丽川：“从来如此”的女性困境，值得被看见｜正午访谈

界面新闻 2024-09-15 12:00 北京 采写 | 黄芩

工作室里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了很多演员的名字。尹丽川正在为下一部戏选角。“这些年我女性主义的表达欲望确实很强烈，已经表达三次了。”她的下一部电影还是真人故事改编，只不过主角会是男性。尹丽川不想被贴上某种固定的标签，她希望保留某种可能性。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她给女孩们提出建议，“一定要学习各种新的技能，完善自己。”恐怕这也是她对自己的鞭策。从诗人、作家、编剧到导演，尹丽川一直在变换身份，或者说，在不断丰富自己与世界交流的方式。

不论诗歌、小说还是电影，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免不了被误解或曲解。尹丽川执导的新片《出走的决心》于9月10日首映，首映礼上出现了一位成为“热搜”的男性观众。看完影片，他高声提问：“电影把我们男同胞说得脱离实际。没有男的，怎么提供稳定的住所？如果没有男的，怎么提供经济来源？”现场一片哗然，“大清已经亡了”之类的讥讽声此起彼伏。

《出走的决心》改编自“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实经历。2020年，56岁的苏敏独自驾车“出走”，她把不幸的婚姻、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统统甩在滚滚向前的车轮后。电影的主角“李红”脱胎于苏敏阿姨，影片用了大量时长来铺陈她压抑的前半生，也展现了许多普通人的生活艰辛。

对尹丽川来说，对女性议题感兴趣是近几年的事。确切地说，是在怀孕生女之后。从前的尹丽川，是个在生活上“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导演。她甚至不喜欢被称为“女诗人”。早些年，有编辑找她约稿，想编一本女诗人作品集。尹丽川会有点烦，她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而是“人性主义者”。

尹丽川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看红楼梦长大/生一颗水浒的心/在三国纷飞的时代/独自去西游”。

诗人沈浩波在一篇文论中说：“作为当年‘下半身诗歌运动’中最耀眼的诗人，尹丽川早期诗歌尤其以开放、自由、锐利著称……她的精神世界里有江湖感，这也是一种浪漫，有飒爽气，有慷慨之气”。

时代变了，许多诗人封笔，不再写诗。而尹丽川则找回了自己早年法国留学的专业——电影。从编剧到导演，她一步步开拓自己的影像世界。在生活方面，她和许多诗人朋友有了更大的差距。以前一起创作、一起玩的男性，依然活得潇洒。而尹丽川的生活则走入另一条轨道：生孩子、养孩子，孩子上幼儿园、补习班、上学……有好几年，她的文学、电影创作都按了暂停键，几乎所有精力都被育儿焦虑占据了。

“只要当你决定踏入那个位置，就会面临困境……因为养育孩子和你的事业追求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 成为母亲之后，尹丽川发现，自己的女性主义过去是一种潜意识状态，只有当她面临育儿与工作的两难时，对女性困境的关注才变成了有意识的。“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不分阶层，也无关教育背景、个人际遇。”

很多年前，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妈妈》：“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么做值得么”。

而在成为妈妈之后，尹丽川对母职有了新的认识。在与正午的访谈中，她说，“母亲和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歌颂母职，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这会把母亲们逼进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

2020年，尹丽川执导了独白剧《重塑》。由咏梅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个“懂事明理”的女人，她听从丈夫的意愿辞职回家，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尹丽川说，《重塑》呈现了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偏抒情和写意。了解到“50岁阿姨自驾游”的故事，尹丽川想到可以把苏敏人生中很多结实的细节补充到同一主题上来。编剧阿美和制片人也有共鸣，于是就有了《出走的决心》的拍摄计划。

女性面临的困境要如何解决？尹丽川说，她能做的就是创作，她会把很多痛苦变成创作的素材。 “这个事儿确实要说，确实值得被看见……希望这部电影不只是让女性看到，还希望男性对女性有更多的理解和涵养。”

出走，是因为有更高的精神需求 正午：我看了《出走的决心》的点映，记得离场的时候，看到两个老太太相互搀扶着离开，这是电影院很少见到的画面。有人说，苏敏阿姨看这个电影也是边看边哭。

尹丽川：我们之前请她来看过，她确实是流泪了，她的经历和电影互文了。

正午：你最初怎样接触到苏敏的故事？

尹丽川：应该是2022年看到关于她的一篇报道，我一下被振奋到了。她的生命经历是有普遍性的，但她的出走是很个性化的，因此她确实是鼓舞到了大家。

正午：苏敏阿姨一直活跃在网上。你们会不会担心，电影出来后会影响她的生活？

尹丽川：她的经历，不是像王子公主结婚了就获得幸福的故事。从我们最早看到文章到拍完电影、到现在，她仍然在路上。她不可能再回头了，她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绽放。

人生不是因为你做什么改变，就会幸福，更重要的是，你有了新的可能性。苏敏学习了很多新技能，她除了去学开车，还学了短视频剪辑，学着跟网友交流，这都不是生来就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我也特别想跟女孩们说，要学习各种新的技能，完善自己。

正午：关于重男轻女或者大男子主义，近期热映的《姥姥的外孙》里面也有体现。但《出走的决心》表达得更激烈。

尹丽川：这是东亚家庭的共同之处。苏敏、李红会走到那一步，在我看来是非常摇滚的举动。因为她受到的压力大，所以力量感也更大。当然痛苦是不分深浅的。

如果让你几年不能做记者，不能再写作了，你会痛苦吗？所以，出走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下决心反抗困境也好，都是因为我们都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其实男性也不可能安于现状，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创作者和梦想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种欲望、都想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正午： 所以，可以把电影理解成鼓励大家“出走”？

尹丽川：就是鼓励大家去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想改变已经是一种勇气了，因为只要“想”，她就有出走和改变的可能性。

正午：我发现，《出走的决心》在数据平台上的“想看”人群，大部分是40岁以上的女性。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尹丽川：女性观众一直是电影的主力军。有很多40岁以上的人“想看”，可能是因为知道苏敏的故事。我也觉得很荣幸，因为有些年龄大的人好久都不进影院了。

我刚才看了一眼抖音的评论，有个评论说出了我的想法：希望这部电影不只是让女性来看到，还希望让男性对女性有更多的理解和涵养。

生完孩子后，她变成了女性主义者 正午：一百多年来，“出走”是中国女性的一个重要意象。很多作家、导演都有各自的表达。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你想通过李红的“出走”来探讨什么问题？

尹丽川：距离娜拉的出走正好是一百年左右，很多相关的讨论也给我挺大的启发。100年前，“出走”是由进步男性们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出走还是男本位的事情，它强调的是反抗封建枷锁，包括父权等，比如萧红的逃婚。而在今天，“出走”更多是女性自己发出的声音，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以女性本位思考的。反抗的也不再是那么显性的东西。毕竟，现在没有强迫谁嫁给谁，也有离婚制度。但是隐性的不公平、隐性的歧视、隐性的束缚还是普遍存在的。现在的“出走”，我觉得更多意义上是指向精神的需求，是自我意识、自我表达的需求。

正午：你提到，苏敏在出走之前的经历有一种普遍性。你在生活中有类似的经历吗？

尹丽川：当然有了，你也终将遇到。我个人体会最明显的是生育，因为养育孩子和你的事业追求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处境就有普遍性。女导演是多么可怕的职业身份，困境太大了。因为你不得不为了育儿停滞事业，我停滞了好几年。而这可能是你最成熟的几年，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几年。

正午：在生小孩之前，你料想过会有这些困境吗？

尹丽川：没有。这说明，对于这些困境之前说得还是太少了。我母亲那一辈都是双职工，大家都工作，也都养育孩子，好像也是这么过的。但到今天你去回想一下，她要承受和男性一样的生存和生活压力，还要承受家里大部分家务。

前阵子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最早一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其中一位叫李小江。她比我长一辈，年轻时受的教育都是“男女都一样，女人能顶半边天”。她和相爱的人结婚了，决定生孩子。生完孩子后，她就变成了女性主义者。她本是做其它方面学术研究的，但养孩子和做论文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她开始反思以前的想法，她发现，其实男女是不一样的。她认为，应该把女性解放从民族解放、国家解放、阶级解放中抽离出来。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会好起来。

我也差不多有同样的转变。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很多女性主义诗歌的编辑会找我约稿。我还会有点烦，我说我是人性主义者。所以，我以前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潜意识的，比如也会去想母亲和自己的关系等。只有后来当自己面临困境的时候，才变成了有意识的。只要当你决定踏入那个位置，就会面临困境。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不分阶层，也无关教育背景、个人际遇。比如李小江是博士后，和丈夫又很相爱，她的丈夫应该也是知识分子。她也不例外。所以，这是普遍性的感受，而且很多困境是隐性的。

正午：上一辈很多人都是双职工，好像也能把小孩照顾得很好。为什么呢？

尹丽川：这有好多层面的原因。那时候的教育资源和现在不一样，孩子上学，你不用去做选择，也没什么选择，那个时候也不用接送。前一阵我们家还回忆我上学的情形。大概六七岁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河边，早上天都没亮，就这么来回，每天大概半小时，但没人会担心。放在今天怎么可能呢？但凡小孩要经过这种地方，肯定要接送。

有人认为钱能解决问题。不是的。除了钱，孩子还需要照顾和陪伴。这些年，大家在教育上这么卷，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正午：在你看来，女性面临的这个困境要如何解决？

尹丽川：在我来说，就是创作，我会把很多痛苦变成素材。虽然它令我很痛苦，但它确实也构成了素材的部分。每个人只能找自己的出路。我希望，在社会层面上有更多的变通的可能，女性们能够获得男性们更多的支持。我们身边的相对高质量的男性，可能观念上已经明白了，但行动上还是很难跟上的。你无法想象一位男导演，因为有了孩子就不去拍片了，但是女性肯定是会的。

正午：有评论说，这个故事只有女导演和女编剧可以写出来。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尹丽川：那倒也不是，很多男性的作品表达过女性困境。只不过，我们会天然的从女性的角度，从女性的本体需求出发，会更关注到一些看似正常的细节。

比如，电影里的敲窗户拿碟醋就是一个小细节，这是姜武老师想的。我们设计的想法是，女人总在厨房，隔着一扇窗户，家里人就在外面，有一个前后景的关系。姜武老师看到这个设计，就这样敲了一下窗户。我们本有台词，但这是一个行动，而且特别像日常生活里会有的细节。这个动作不光支使了你，还非常不尊重，没有任何的感激，没有任何的体谅。

正午：《重塑》、《出走的决心》，包括你此前的《牛郎织女》，都呈现了女性遭受到的不公平。你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尹丽川：我个人记忆里的确不多。我在一个男性世界里长大，我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喜欢的都是武侠什么的。但想来也还是有的，我记得有一次诗人聚会，当时大家都很穷。男性诗人朋友一般特别好，他们有钱就会请客。那次他们可能没钱，就跟我说，小尹你请一下，我说没问题。我们请了外地来的一个男诗人。这人可能喝酒了，有点怪怪的，吃着吃着，他就跟我说，在我们那儿吃饭，女的根本就不能上桌。当时我就心里说：这个傻X。也跟男性诗人朋友一通指责。当然，我的朋友们都表示无比理解。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我身边的女性也都挺好强的，所以我们身边的男性即便好强，对我们也都挺温柔的。从个体经验出发，我以前觉得，如果你需要公平，你自己首先要特别的自信，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但后来我觉得还是不对，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正午：女性遭遇的困境，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当它被你和你的电影指出来，可能会刺痛一部分男性观众。你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尹丽川：如果刺痛的话，那太好了。表达男性中年危机的电影，不也多的是吗？难道女观众被刺痛了吗？这不就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境遇吗？好的反应应该是共情。这也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创作者的原因。

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该被歌颂 正午：你写过一首叫《妈妈》的诗，你和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尹丽川：创作总是要自我投射的。我母亲挺要强，什么都要做得好，孩子也是她来照顾，工作也要做好。其中会有产生矛盾的时候，我小时候还会埋怨她，觉得她怎么没在我身边陪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我就觉得，天呐，我妈太难了。那个时候又没有阿姨，又没有别的帮手。我还有两个哥哥，她照顾三个孩子，而且工作非常忙。

正午：在自己成为母亲之前，你有意识到你母亲的压力吗？

尹丽川：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可怕之处。当然，我毕竟是创作者，我总是想，我母亲的个人追求是什么？除了事业，她觉得这一生她最想达到的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她是“谁”。

之前她会说，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成就就是她想要的。我有时候会觉得，母女有时候也是陌生人。如果你隔了人群看到她，她就是另一个人，你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有了孩子之后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甜蜜化了，有时会一起批判我的父亲。因为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刚刚提到的电影里敲窗户拿醋的那么一个角色，一个不自知者。比如，我母亲要做所有的家务，但大家就习惯了，没有人会觉得不对。虽然我父亲还是很尊重人的一个人，但是我母亲下班回来，做了半天菜，爸爸还是总会挑剔说，太咸了，或者怎么又做这个。他也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而我们这一代就根本不可接受了。我给你做饭，你们男的已经应该跪下来感谢了，怎么能还挑剔？

正午：你的小孩都是女孩，你会担心，她们长大之后，你自己会陷入到刚刚说那种外婆职里面去吗？

尹丽川：绝对不可能。她们三四岁上幼儿园后，能够沟通之后，我就开始出去工作，比如说去一个地方写东西之类的。她们还会哭闹，我就哄哄。慢慢的她们也习惯了，到五六岁比较懂人事了。我会说妈妈很爱我的工作，我也有我的事。现在她们已经恨不得我不在家了。再下一代，关系肯定更不一样了。

正午：我有个朋友。她有小孩之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她和我说，她觉得母爱是一种骗局。

尹丽川：是的。现在我对任何歌颂持怀疑态度。母亲，都不用说到母职这个词，可能就是骗局。或者说，母亲和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因为你越歌颂，她就被架在那，她就会超过个体身份。歌颂母亲，其实歌颂的是母职。你歌颂，就说明她应该为母职奉献自我。当然，这也没有办法的，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生育的。我也很感谢我的孩子。但是，在真正进入这个位置之前，你确实没有想到是这样一回事儿。因为关于这件事大家讲述得还是太少了。

正午：在成为母亲之后，“母亲”这个身份让你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哪些改变？

尹丽川：这几年我做的好像都是跟女性有关的事情，因此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要说、确实值得被看见。我也了解到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包括职业上的、社会潜意识上的。比如我看书时留意到，公共交通的吊环是以男性的平均身高来决定的，而电影电视剧还会拍这种情节：因为女生够不到吊环，就可以小鸟依人在男的怀里。可这个高度是以男性标准来制定的，设计者可能也是男的。这都是你没有意识到，但你一想，居然是这么回事儿！

我希望，电影中有些诗意的部分 正午：你对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和评论有什么预期吗？

尹丽川：从目前的反馈来看，走势还不错。我也陆续收到一些让我挺感动的反馈，比如几年不联系的、都挺有个性的女性朋友，或者是特别乖戾的男性朋友，他们都是文艺工作者，也都给我很好的评价，说我做得不错。

正午：《出走的决心》不像商业片，也不像文艺片。这部影片属于什么类型？

尹丽川：是剧情片。剧情片本身就是一个类型，只不过在中国比较少，但全世界范围内特别多。它不是喜剧也不是动作片，不是所谓的类型电影，但是剧情本身就是一个类型。我个人也喜欢文艺和商业的结合，虽然有一定模式化，但能在情感上跟更多人产生沟通的电影。

正午：在成为导演之前，你也是诗人、作家，文学创作对你的影视创作有什么影响？

尹丽川：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也是通过写剧本才明白电影的，文学肯定还是母体。更具体来说，我希望有一些诗意的部分。《出走的决心》有一小段戏是我很喜欢的：李红听到钢琴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其实，它是没有戏剧性的，你拿走它电影也是成立的，但这就是生命情绪的表达。

电影可以有一点情绪表达，但不能太多，太多就沉溺了。这是我个人的一部分，但确实挺难用语言形容为什么会拍出来那个东西、为什么会百感交集？反正我身边也有人说，《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是永恒的哭点。

正午：你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家或导演的影响？

尹丽川：太多了，这跟别人也没什么区别，我也受侯孝贤那一代导演的影响。这些年我特别喜欢商业和表达结合得比较好的电影，比如《模仿游戏》《心灵捕手》，还有《赎罪》。都是既在某方面有偏执的部分，但又非常开放地在情感沟通线上的电影。还有李安，我特别喜欢《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正午：你的影视作品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你怎么看待现实主义？

尹丽川：我非常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我觉得，短视频之所以这么流行，其实也跟大家对现实主义的需求有关系。因为短视频不都是自己的事，也是更多普通人的事儿。在今天这么一个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世界上，你去硬生生创造一个什么新东西，还挺不可信的。当然，我也喜欢《星际穿越》。不管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能够去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方，我觉得很了不起。

正午：女性主演的电影和女性电影，你觉得两者有什么区别？

尹丽川：我觉得区别在于角度，即是否有女人的主体性。我们在描绘一个人物的时候，肯定考虑的是作为人的主体性。但对于在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和身边的女性，我确实会跟从前有不一样的思考。同一部电影，可能10年前我会很喜欢，但现在我会觉得，其中的女性角色没有被关照到。

因为大部分好的影视作品还是男性拍的，他们自然带有男性视角，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女性主导的电影是不是就是女性电影？有可能，但也不全是。比如安东尼奥尼也会以女性为主角，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人性电影。他是平等的探讨每个人的内心，也对女性有特别细腻的感受和表达。

——完——

作者黄芩，刚从电影院出来，正在奔赴下一场电影。

本文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这部电影不是贬低男性，不是否认男性在大圈子里的价值，一个男人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一个好儿子，好父亲，但他就是做不了一个好丈夫，一个男人不喜欢一个女人你可以放她一条生路，但是不要苛责她，奴役她，贬低她，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女人需要的其实不多，一个温暖的怀抱，贴心的关怀，也能俘获一个女人的真心，毕竟还是普通人多，一个男人肯分担家务，照顾孩子及对方的父母，又有几个女人会有出走的决心

女性的困境就是无论怎么努力，都有人认为你不如男性

别人怎么认为重要吗？？？

重男轻女一直没变过

真的是“从来如此”吗？以前农村女孩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八十年代农村里也是很多早婚早育的，那时十五六岁的女孩就很少了，现在的剩女和寡妇可是比以前多了不少。

从来女境难 从来女境难， 困境未曾安。 但见心坚韧， 花开映日边。

各行各业，各种年龄都有剩女

既有着出众的才貌，也有着鲜明的性格，她就是跨界诗人尹丽川 痛快吃喝 2018-12-20 16:00 既有着出众的才貌，也有着鲜明的性格，她就是跨界诗人尹丽川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途安说娱乐，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位并不是所谓的大导演，但是她的作品却无意不深刻的反映出了许多令人深省的问题，因为独特的创作风格，“自由主义的人文气息”就变成了她的电影最迷人的标签，她就是集多个身份于一身的导演尹丽川。颇具才华的尹丽川还在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中担任了编剧一职。是的，她不仅仅具有导演的身份还同时是一位编剧和作家，在这三个领域她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让小编不禁感叹，真是一个全能的才女。

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尹丽川是如何能够自如驾驭文字和影像两种媒介的，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的。对此，尹丽川表示在她看来文学是母体，文学性是电影故事的基础。做电影的人，有的是摄影出身，有的是文学出身，有的是美术出身，但中国文学出身的相对少一些，国外非常多。文学性是根本性的，这不是说电影如何文学化的问题，也不是如何去做文学改编的关系，而是说一部电影有没有根基。她觉得很多电影是没有文学性的，给人太轻飘，没有来由，而且不本质。在她看来电影反映现实，不是反映现实本身，是提供一种看待现实的方法，里面有创作者的情怀在。

相信很多对尹丽川作品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她不论从写诗，写小说，到做电影，感觉上似乎越来越入世了，到底是她主动地选择了这些，还是被动地顺应了大环境呢。她认为自己是被动型的人，如今也越来越相信机缘了。所以她表示写东西就很偶然，那会网络时代刚开始发端，写了东西就一下子被人知道了，也因此交到了好朋友。写小说对她来说也是，因为写了诗写了文章，很自然也就写了小说。电影在她看来仍是挺偶然的，虽然她表示自己曾经有过电影梦想，但不会为了一个梦想或一个具体的事而努力，因为她不想担当那些部分。

尹丽川曾经透露称自己现在不想写小说了，只想看别人的小说。她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过了那种表达欲旺盛的阶段，在那会儿一定要证明自己有才华，说出自己是怎么想的，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现在她看书也更多会看一些以前喜欢的书，不断重看。从她的个人方面来讲，她更喜欢跟人合作，因为她觉得做电影能让她在生活上走出小我。在写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差异的。比如说写剧本就会松散一点，对文字没有太多要求，而诗肯定很简单，一气呵成，需要突然那一下的灵光闪现；小说则更集中一些，它的每个字都很重要，基本还是想的时间多一点。正是因为如此尹丽川表示以后都不想自己写剧本了，只要参与讲故事的部分就好了。因为她在写的时候老习惯性地去想怎么拍，会很乱而且慢。

小编觉得做电影，是更为团体的工作，比起个人写作来说，牵扯到更大的财力与人力，这些在很多时候都会成为一个阻力和困扰。而对此尹丽川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人。她总是会说自己是前世修得好，所以这世还行，大家对自己都挺好的。她表示自己参与制作的前两部影片的幕后班底相对固定，自己很高兴能与那些在她刚开始做电影时就开始合作的工作人员一直合作下去，这感觉很好。但干这一行确实辛苦，同样也会经历很多心理上的磨难，不足与外人道。尹丽川觉得跟她那些在其他行业打拼的大学同学们比，可能自己的生活比他们辛苦一些，但她自己倒觉得很好。对此她认为可能是因为自己的青春期太长了，她从没想过什么，也没为自己打算过什么，因此现在的生活有些松散。有时跟编剧们谈完剧本就说，咱也聊点创业什么的，但是她表示自己这群人真不会创业，在这方面智商都特别低。

尹丽川表示做电影很好玩，过程也神奇。从无，到想象，到有，到银幕，整个过程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她在做电影的过程中学会负责任，电影对她的生活她的人生都有帮助。因为导演必须对影片的质量以及一切细节负责任，还必须向投资方负责，为了控制成本还得选择正确的制片团队。她表示自己从第一部就在想，你不能拿着别人的钱来实现你自己的自我理想。她觉得如果要表达一个纯私人的东西，集是有办法去表达它的，因为她可以写诗啊。即便要拿电影来表达自我，也得要让别人明白，让别人高兴，让别人看懂了。因为剧组是一大帮人在一起玩，但也是个小社会。不过在这方面尹丽川觉得自己还行，因为她始终以诚相待。她认为别人总是给予你，咱就更得尊重别人。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拍电影和别的事比起来太难了，因为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对此尹丽川表示确实是这样，电影这个事和别的真不一样。有很多人为了一个项目会等上三年甚至更久，看到周围有朋友这样，她都觉得很痛苦。小编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应该随缘，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特吕弗说过一句话，我特别理解。他到晚年，终于承认说，“拍一个坏电影跟拍一个好电影是一样的”。有时候一个人他是真棒，但出来的东西却可能真不好，作品并不是以你平常的水准为底线。很多很好的导演，都拍过很烂的片子，或者是很迷幻、很神秘，但丧失交流能力的电影。

尹丽川曾经说过，在一个剧组里，需要一些女性的角色来调和气氛，很多人就会好奇这一点是作为导演来说必须要顾及的细节吗。对此尹丽川表示自己其实不太知道其他导演和剧组以怎么样方式来沟通，所以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行动，这也只是她自己的一个行为习惯而已。比如说，她一直都是以温柔的方式去面对剧组，尊重自己的性格。在她看来剧组自然而然是一个组织，位置有等级的分配，电影多年的磨合已经让这样一个系统很条理很严密了，需要做的就是跟每个人沟通。最终呈现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东西，是几十个人的想法在里面的，所以沟通极为重要。而她就以自己的方式去沟通，这个方式可能是女性的方式，因为她习惯做女性的方式。

然而在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很多优秀的电影人在国外获奖无数，而在国内却鲜为人知。这是他们的作品不好吗。并不是，能够获得那么多的奖项就证明了他们的作品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在国内却几乎无人知晓。现在荧幕上活跃的更多的是一些偏娱乐的作品，而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有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很多导演不愿意去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果就会像尹丽川他们那样鲜为人知，这可以说是非常可悲的。小编希望在未来的日子，能够有更多更加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品能够出现在荧幕上，像尹丽川这样优秀的影视人也不至于再继续这样默默无闻下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本文是途安说娱乐原创文章，禁止抄袭，转载请联系。

女人不只是母亲，平权不是男女对立 数娱x尹丽川×沈奇岚专访

DataENT数娱 2020-12-15 12:10

作者 | 王静远 由尹丽川导演，沈奇岚编剧，咏梅主演的《重塑》于上周在腾讯视频上线。 《听见她说》是由腾讯视频出品的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由赵薇担任发起人、监制。该项目聚焦当代女性生存痛点，涉及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容貌焦虑、大龄单身、全职主妇、家庭暴力、中年危机、物化女性等议题。 数娱在《听见她说》艺术沙龙现场，和第四期《重塑》导演，尹丽川，沈奇岚聊了聊《重塑》中的女性议题。

《重塑》讲了什么？

《听见她说》第四期《重塑》讲的是一个做全职妈妈的中年女人被离婚的故事。

她大学毕业，有着好家教，好学历，好工作，嫁给了一个求婚时“诚恳”的男人，生了一儿一女，在丈夫的恳求下辞职成了全职太太，然后在人到中年时被丈夫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从小妈妈教她，要温顺懂事，女孩子不能那么野，不要去干女孩子不该干的事。

她的妈妈就是个如此懂事的女人，面对丈夫的拳头和一切错待，她依然懂事，且把这种懂事教给了自己的女儿。 年过中旬的她看着窗外问妈妈，“可是妈妈，你那么懂事，为什么你夜夜还会在洗手间里哭？”

年过中旬被离婚的她，有了一儿一女的她，也和曾经她的妈妈一样，躲在卫生间里，打开淋雨喷头哭。

这个由导演尹丽川，编剧沈奇岚和演员咏梅共同完成的故事，想诠释的是一个接受了社会对女性需要“懂事明理”的规训，却依然发现自己走入了痛苦的困境中的女人的故事。

片中的咏梅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她不再逆来顺受，言听计从。她开始健身，打拳击，跑步，打官司，反抗，找回自我。

尹丽川专访

尹丽川毕业于北大，在法国学过电影，08年执导的《牛郎织女》入围过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而她最知名的身份还是诗人，曾经“下半身诗派”的代表诗人。北京作家、诗人大仙文章这么描述尹丽川，“她一个人迷倒半个三里屯。” 拥有了母亲的身份 作为人的身份会被淹没 尹丽川曾在一首名为《妈妈》的诗中这么写道 “十三岁时我问 活着为什么你。看你上大学 我上了大学，妈妈， 你活着为什么又。” “一个女人 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 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 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你不再水性杨花 为了另一个女人 你这么做值得么” 她在另一首《你想当什么样的老女人》中写， “这个老女人也没有子孙来看她， ……. 病房这边，我的妈妈 富态而安详，满足于我们围在身旁 妈妈也有很多的皱纹 但妈妈就是不一样 妈妈不是老女人 妈妈用妈妈的眼光看着我 而我看着那个不是妈妈的老女人 我们的关系也许更紧密” “我在自己成为母亲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妈妈其实也是一个女人，以前她对我来说好像一直就是一个妈妈，而不是一个女人。” 尹丽川说。 尹在诗中表达的，是一个自我意识尚存的女儿看着一个自我意识被母亲身份所吞噬的妈妈感受到的异化，荒谬和陌生感；是一个渴望觉醒，对既定规则带着怀疑反抗的女人，对另一个用一生去诠释世界的既定规则的女人，发出的无望的诘问和呼喊。 这些意象和思考，在《重塑》中，化作咏梅望着窗外缓缓的诘问“妈妈，你那么懂事，为什么你夜夜还会在洗手间里哭。” 化作结尾时咏梅冗长的独白： “曾经有一个女人，提着一只笨重的箱子，拼命跑拼命跑，终于在最后一刻跳上了火车，她躺了下来，想休息一下，她睡着了，过了一个晚上，火车到站了，她醒了过来，走下火车。妈妈，那是个太阳，很好很好的早晨。” “火车的寓意，就是方向、远方、未知，也有点生命感在里面。这个女人醒过来了，至于她去哪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也不知道，她知道她一定要出去，要从另外一个轨迹看自己的生活。”尹丽川解释。 前阵，为农村里的女学生开设女校的张桂梅校长拒绝当了全职太太的前学生的捐款一事引发过一时的舆论热潮。尹丽川认同张桂梅校长对于全职妈妈（太太）的看法。“全职妈妈它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工作。但社会上到现在还没有对此尊重的一种传统。” “很多女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拥有了母亲这个身份后，作为人的身份就被淹没了。而这段时间对每个女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你同龄的（未生育）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都在往前走。” 如今是一对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的母亲的尹丽川说道。 “现在养育孩子需要花费巨大精力的。因为大家都很焦虑，对孩子的教育不像我们父母那一辈那么的教育资源平等。现在对一个妈妈的要求更多了。即便你是职业女性，你也会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因为妈妈这个角色是笼罩着你的。”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并不是说要指责男性，我觉得这是社会合力造成的。”尹丽川说。 “从事某些（需要创造力脑力的）工作，当你头脑被占据的时候，很难去保持从前的状态。” 尹丽川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双胞胎女儿还小(读幼儿园)的那几年，尹很茫然。每件事情都要作为母亲的她去做决定，上什么样的幼儿园，吃什么样的东西，去哪里玩，学游泳。“也挺累的。”尹丽川握着咖啡杯笑说，“那几年也几乎什么都没写。没有想法也不知道写什么。” “现在两个孩子读三年级了，好了很多。我现在写的就是我此时此刻经历的生活。所有的经历都是素材，会写到妈妈和女儿。这些东西在重新给予我营养。” 沈奇岚专访 沈奇岚是著名艺术评论人，策展人。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出版书籍《那个姐姐教我们的事》，《我愿生命从容》等。 观众需要更深刻的作品 沈奇岚认为，《听见她说》之所以反响这么好，是因为其实观众心中对有复杂性和更深刻的议题是有诉求的。“不能说你以为观众喜欢吃甜食，就一直喂养观众吃甜食，其实观众也会去寻找和接受更复杂深刻一点的东西，要尊重观众。”沈奇岚告诉数娱。 “之前陆陆续续的，在女性议题上也有创作者在做一些认真的关注，在文艺当中表达的。”沈奇岚说，“姚晨演的《送我上青云》就特别好，马伊琍演的《找到你》也是在讲女性困境。” “（作为创作者）能做什么先做什么，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个很平静的文本叙述，但却在韩国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听见她说》能够被那么多人关注，可能是大家心里的情绪其实是需要被听见的。” 沈奇岚所理解的“重塑”，是去重塑认知，重塑生活以及对生活的认知，重塑自我以及对自我的认知。 “人首先是改变自己的认知，然后才可能去重新生长的。”沈奇岚说，“就像咏梅在《重塑》中饰演的女主角，每个人都会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前，被困在某个桎梏里面，没有完全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实现了成长。” 《重塑》故事原型取材于沈奇岚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就觉得她很了不起，那是一种重塑自我，重生的感觉。那是一种女性的力量，是一种很积极的、强大的富有生长性的东西。” 非二元对立很理想主义 但还是要往那个方向走 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广为流传的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 沈奇岚提到正在收听的刘瑜老师的课程中提到村上春树的这个比喻，课程中刘瑜认为持不同观点和不同立场的人之间是一群鸡蛋和另外一群鸡蛋的关系。沈奇岚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二元对立论者会觉得非二元对立者过于理想主义，而缺乏有效性。而这只是因为，二元对立论者认为消灭敌人就是有效，这是一个他们的内部逻辑。但是我首先不认可被塑造出来的敌人。”沈奇岚说。 沈奇岚读大学时，曾选修了复旦张岩冰老师的“女性文学研究”课程。课堂上，教学所用的术语是女性主义，并非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追求每个人的平等，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女性主义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bigger picture（更宏大的愿景和视野）——一个非二元对立，和谐相处，互相理解的未来。”沈奇岚告诉数娱。 欧美女性现在经历的是后现代的女性问题，而对于中国女性，同时面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问题，它们同时袭来。所以会需要不同的方法去应对。 “在中国一个当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遇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她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会非常大,都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好。就像《重塑》里的母女关系，母亲希望孩子去走自己的老路。“嫁”出一个人生，她不会理解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走她自己选择的路，走一条她看起来危险的路。” “你不能说这个母亲不要自己的权利，其实是因为她们没有相关认知。”沈奇岚说，她认为受到更多资源得到更好教育的下一代，有责任和义务去理解上一代，而不是去批判。 “我对二元对立有长时间的反思，会明白二元对立是有局限性的，如何超越二元对立的解决方案可能现在还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要往那个方向去走。”沈奇岚告诉数娱。 “价值观内部撕裂严重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去尽量建立共识，用同情心同理心去互相努力去理解。说教不管用，攻击也不管用，二元对立也不管用。 ” “以最大可能性去建立共识，然后多元的和平共处，特别理想主义是吧。”沈奇岚说着说着笑了，“我知道不一定能实现。”

我就是这种感觉，女性在婚姻里，被磨灭了个体身份，这个传统文化属性，天然的没有女性个体社会归属感。

女性表达，不是“断情绝爱的大女主” 2024-11-13 21:47 发布于：北京市 整个电影市场，都在燥候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

两年前的此时，邵艺辉凭借电影处女作《爱情神话》一举夺得第35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将于11月22日上映的《爱情神话》平行篇《好东西》，已于上周末开启点映，口碑反响极佳。

从年初贾玲的《热辣滚烫》，到中秋档尹丽川的《出走的决心》、殷若昕的《野孩子》，到即将上映的邵艺辉新作，女导演的作品在今年集中占据舆论话题中心。

有人将之归为情绪价值的胜利，说女导演可以轻易拿捏女性观众的情绪痛点；有人以严苛的目光审视着这些作品的故事性和艺术性。

无论怎样，这几位“上桌”的女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女性议题、社会议题方面输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她们为行业带来了不少“好东西”。

01

邵艺辉是目前最受业内主流认可的青年女导演之一。

她的神奇之处在于： 可以同时打动女观众和男观众。

《爱情神话》中以男性视角展开一男对三女的情感故事，但女观众没有被凝视的不适感；

影片中的台词、角色设定充满了对两性关系的讽刺和暗喻，男观众却不觉冒犯。

这得益于邵艺辉的轻盈。她擅用轻喜剧的方式讽刺生活，用诗意描摹着琐屑的悲喜剧，对大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有着真正的投注和 关照。

更重要的是， 邵艺辉跳出了女性弱势地位和受害者叙事。

在她的电影里，女性角色可以是事业型单亲妈妈，可以是撩完就跑的多情富婆，也可以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的前妻。她们有着成熟的爱情观，清晰的生活理念，既受过伤也伤害过别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邵艺辉对女性的处境视而不见。相反 ，她十分清楚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但她选择不煽情、不苦难，而是塑造更浪漫多彩的女性形象。

“优秀的女性不是没有，而是不被看见。这使得我们不仅缺少女性榜样，缺少对女性可能性的想象，也缺少了更丰富的女性（不同于男性命运）的叙事。”

在新作《好东西》里，邵艺辉将延续这种叙事上的轻盈和自由。

影片讲的是轻熟龄女性的爱情、育儿、职场生活，少年、青年、中年三个女性角色一齐重绘天地、重绘生活，快乐和困境都得以坦率表达。

02

相较于邵艺辉导演的轻盈精致， 尹丽川导演更为粗粝、直给。

与其他三位女导演不同，尹丽川导演是唯一做母亲的人。从写诗的文艺女到母亲的转变，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着对女性共同处境的强烈共鸣。

因此， 尹丽川是女性主义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一位导演。

“母职应该被感谢、被分担，但不应该被歌颂。歌颂母职，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这会把母亲们置于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

《出走的决心》讲了一位普通女性不幸的婚姻、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它直面结构性的压迫，三代母女之间有爱，有母职绑架，有爱与责任、与个体自由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不得已发生的伤害。

尹丽川以略显笨拙但朴实的方式，反抗天然的母职绑架，反抗家庭与婚姻强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

它拥抱直观的故事，拥抱直接的情绪，拥抱浅显的女性表达，是一部普通女性都愿意看、看得懂的电影。

03

同样是喜剧演员出身，如果说沈腾的电影以离谱的设定包装严肃的议题（比如《抓娃娃》），那么 贾玲则是以真诚激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

目前贾玲的两部导演作品，都与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联。《你好，李焕英》是对母亲的眷恋，《热辣滚烫》是对自我的重塑。

可以说， 贾玲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真诚，并以自身真挚的情感表达补足导演能力的缺陷。

不同于邵艺辉轻盈的嬉笑怒骂、尹丽川直给的反抗精神， 贾玲将自己的心掰开了、揉碎了融于人物，平视苦难，又不服于苦难。

比如《热辣滚烫》，每一个在谷底待过的人，孤注一掷搏过的人，跌倒又爬起来过的人，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

但这不单单是情绪价值的胜利，而是类型化之外的能量补充。《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都是标准的喜剧片，也是标准的合家欢电影，让人边笑边揪心。

04

相较于前三位， 殷若昕导演关注的一直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的苦难。

《我的姐姐》通过罗列重男轻女、扶弟魔、性骚扰等女性处境典型瞬间来堆叠情节，愤怒的情绪被无限放大；

《野孩子》捕捉到了生而不养的情绪痛点，悲悯之感蔓延整部电影。

换言之， 话题性是殷若昕导演的杀手锏。她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中的苦难，用细腻绵柔的手法表现沉闷严肃的社会议题。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男导演作品里少见的自然、灵活、松散的诗化叙事外貌。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话题性大于故事的做法，似乎是一种自我怜惜式的表达。它像一面自怜自恋的镜子，从人物的苦难中照见创作者和观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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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集领域，今年也有异军突起的女性导演，比如《我的阿勒泰》的导演滕丛丛。剧中的镜头美学和视觉表达，对画面的构图和色彩的运用，用独特视角展示的女性美，都令观众耳目一新。

在滕丛丛的镜头下， 可以看到女性蓬勃热烈的生命力，有会闯祸、野草般生长的小姑娘，有充满侠气、恋爱脑的母亲，还有坚韧朴实、向往新生活的寡妇 。

同时，滕丛丛也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剧集创作中“断情绝爱的大女主”：

“你认为理智、冷酷、自私、只爱自己才是一种强大的话，我觉得女性身上的多情浪漫、情绪化、包容、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也是一种强大。”

从影视艺术的敏感和才能方面看，性别的区隔不是首要和重要的。 女导演新颖独特的讲故事视角、细腻的情感捕捉，都可以加强此前有意无意忽略的对另一半世界的洞察。

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影视作品的创作当中，改变产业的性别结构，对于行业的良性发展来说，是真正的“好东西”。

【文/时一】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