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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反思压迫的影响与个体认同

内容: 在与客户探讨归属问题时,治疗师需要考虑客户可能不归属的现实情况。这一过程应从治疗师自身的反思开始。请暂停阅读,花几分钟反思一下差异问题对客户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您自身的文化、种族和阶级背景、性别、性取向、身体和智力能力、经济状况,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您的身份、关系和自我认知。

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客户经历中的贫困和经济因素。与贫困相关的压迫直接影响着许多人改变的资源,并且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被考虑。如果你感到饥饿,家中没有暖气或热水,很难想象深层次的人格改变。

语言模式也可以是压迫的象征,这对来自非受教育背景的客户尤为重要,他们可能对治疗师(感知的)更高地位和受教育的背景特别敏感。使用过于复杂、冗长或正式的语言,可能对希望强调自身可信度或希望表现出专业形象的治疗师来说是一种微妙的诱惑,或是那些觉得需要“证明”自己的治疗师,他们可能受到未被认真对待的背景因素驱动。考虑到压迫的治疗师会意识到他们的语言对客户的深远影响,并且会敏感、但不带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地调整语言,以符合客户的表达风格。

压迫也可能以微妙的形式出现,尤其是与“隐性”残疾(如阅读障碍)相关。未被诊断或误解的阅读障碍可能导致治疗师将“不要思考”的指令赋予给那些实际上非常能思考的客户,但他们需要一种修正的方法来有效地获取思维。错误地将行为合约未完成视为客户抵抗的证据,而忽视了指令以不符合阅读障碍客户需求的方式呈现,这是压迫的表现。建议治疗师在与有阅读障碍的客户工作时,进行简短讨论,询问客户在信息处理上需要治疗师提供什么帮助。现有证据表明,阅读障碍患者的信息处理方式不同,寻找有效沟通的方式可能需要治疗师的小幅调整。这可能包括调整会谈节奏,避免冗长复杂的解释(我建议对所有客户避免长且过于复杂的解释),使用可视化或多感官的方法,采取“主动”方法,如双椅技术等。用类似的方法,询问有感官障碍和残疾的人们他们需要什么也是适当的。

性取向是压迫作用的另一个领域。社会对“正常”的暗含假设是异性恋,而任何非异性恋的存在在最好情况下是不幸的,在最坏情况下则是罪恶和深恶痛绝的。Shadbolt(2004)描述了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对同性恋者的有毒影响:

“我们不难理解,核心自我感,无论多么自信,在意识到自己不是主流异性恋文化的一员时,都会感到无法调和并可能被侵蚀的过程。这种人可能内化了……对同性恋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种错误、不正常和文化上不可接受。”

毫无疑问,同性恋者必须面对日常偏见和对其身体安全的现实威胁。有些人认为,这种威胁只能通过隐匿真实的自我来应对,因此选择隐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接受或肯定只能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基于对这种虚假形象的持续共谋。即使是异性恋者在意识到个体的同性恋身份后所表达的“接受”,也往往只是容忍,而这种容忍也是极具条件性的。同性恋者从更广泛的社会中内化的普遍信息包括“不要存在”、“不要做自己”和“不要归属”。

在《你说你好之后说什么》中,Berne扩展了生活定位的概念,以包括“三手定位”(Berne,1972)。在这篇令人遗憾的短文中,他描述了生活定位如何超越“我很好(或不好)”和“你很好(或不好)”,还包括“他们很好(或不好)”这一额外定位。分析三手生活定位在探讨个体对压迫的体验和反应时是有用的,也可以用于对压迫系统及其对压迫群体不同反应的广泛社会分析。许多边缘化的群体,例如,发展出一种“我很好 —— 你很好(因为你是‘内’的人),而他们不好”的定位,以此来合法化他们的斗争并发展出在外部世界的敌意中回应的社区感与归属感。这在主流社会成员中同样成立,常常在小报中看到这种定位,这些小报将报纸及其读者视为“好”的,而任何被归为威胁的对象(移民、欧盟政府、同性恋者等)则被视为“不好”。这种定位有效地在社会上鼓励了分裂机制和道德化作为防御机制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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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档案:

姓名: 李明

年龄: 28

性别:

文化背景: 汉族,城市出生

心理状态: 李明感到孤独和焦虑,对归属感有深切的渴望。他经历了来自社会对性取向的潜在偏见,内心对自我身份的接纳感到无比痛苦。

生活事件: 最近,他与一群朋友出入同性恋社交场合时,感受到被排斥的隐忧,并担心好友之中是否存在对他性取向的偏见。

咨询目的: 希望通过咨询能理解和接受自我身份,提升自信,减轻焦虑,并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交圈。

来访陈述: “我在和朋友们聚会时,总是感到自己和他们之间有种无法弥补的距离,我不知道如何真正做自己,特别是当我想到可能存在的偏见时。”